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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知青“徒弟” 徐观潮 记忆是一个人对经历的美好或者苦难饱含深情的存储。 年过八旬的父亲白发已渐渐淹没了青丝，脑子里许多陈年旧事也随之变成“空白”，唯独对五十多年前的一段知青岁月念念不忘，并且随口都能说出一十二个上海知青的姓名，让我啧啧称奇。 王金根，盛根荣，君美君，静君，顾道兰，尹小春，张亚萍，王以敏，沈利民，柳可宜，闵海润（姓名均为音译）…… 父亲说，这都是他的“徒弟”。 父亲徐际炼是古彭蠡之左的苏山乡雷山村委会的一个普通农民。他之所以能与这些来自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洋学生”结为师徒，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末中国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我查阅了那段知青历史资料，的确找到了一段文字依据：1969 年 12 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一年后，上海有 48 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父亲这十二个“徒弟”应该是这 48 万知青在赣的一支小分队。 父亲尽管只是一个才读了三年小学的农民，但在广袤的农村已经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型青年。他在下林渡村四生产小队任队革委兼出纳。 1969 年，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父亲接到雷山大队调令，任命他为大队企业组达子咀知青农场副场长。我问，这算什么级别的干部？父亲尴尬地笑，什么干部，就是给上海知青当农业师傅。上面有场长，场长徐观发是大队革委，大事小情都由他管着。我问，农场里都做些啥？父亲说，织草袋，编斗笠，养蚕，办油榨，还种了十五亩水田。 知青在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春天养蚕，夏天榨油、种水稻，秋收之后到冬天织草袋编斗笠。在那个一切都集体化的年代，学手艺要经过集体批准，手艺人原则上是不能到外面去揽活，即便要出去“搞副业”，也要经过集体批准，并且要向生产小队交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大队为了充分发挥家里手艺人的作用，专门成立了一个企业组，农闲时将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些小型企业，以壮大集体经济。织草袋在湖区非常盛行，每到洪水季节，草袋便是圩堤上防洪的重要物资。那时的农村，雨伞属于“洋货”，斗笠才是雨季农民的随身之物。三月油菜花开，四月菜籽压满枝头，五月便是油榨菜油飘香的时候。传统榨油是用木榨，雷山企业组已经用上了半机械化榨油。一个大队的农民一年的食用油就指望这个油榨。 父亲教不了这些手艺活，这些活都是由专门的手艺人教。养蚕不是雷山大队的传统产业，应该是大队为知青到来引进的一个轻松活。农场养了十一板春蚕，差不多人手一板。知青无论是刮风下雨，每天都得到达子咀的山上采摘嫩桑叶，喂饱了肉乎乎的小蚕才去忙其他的活。这活看上去轻松，做起来辛苦。 在所有的活儿中，做农活最难，也最辛苦。譬如耕田，在懂得技巧的父亲手中，那就是陪着牛儿散步，但在知青手中，那犁儿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人让牛儿拖着跑，犁过之后仍是草。又如耙田，父亲站在耙上，就像站在敞篷车上看风景，知青一不留神便跌落耙下浑身是泥。再譬如栽田，同样的时间，父亲一个人栽的田比他们十二个人栽的还多，且行行如直线，而他们插的秧却如一条条蛇在水中游。 这些“徒弟”中有十名女性、两名男性，他们大都在二十岁左右。那时父亲也才二十七八岁。开始他们并没有瞧得上这个瘦小且黝黑的师傅。每当父亲靠近，他们闻到父亲身上农民特有的膻味，便捏着鼻子或皱着眉头。尹小春是一个漂亮且清高的姑娘，平时话很少，这时也忍不住用上海话骂，啊拉叫侬得塔（我叫你死开）。父亲笑：“你骂我吧？”她冷冷地说：“你又听不懂，骂你有意思吗？”父亲虽然没听懂，但知道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也不去分辨。在接下来的教农活中，父亲做了两次示范之后，便扬长而去。回来之后便让他们人人过关。他们面面相觑，这才开始重视父亲。王金根是个瘦高个，会游泳，还会打架，非常调皮，他向父亲伸出大拇指用上海话说，吉公（聪明）！ 父亲娴熟的种田手艺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一个农民的排斥。倒是生活上的耳鬓厮磨渐渐让这些洋学生慢慢适应了父亲的味道。父亲除了教农活，其余时间基本上是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 达子咀知青点为一个知青连，知青连又归左里片区管辖。闵海润是连长，君美君是副连长。他们都住在达子咀一个地主的老八间里。老八间分上厅堂和下厅堂，中间是天井。房子很大，女知青住西边的大房，男知青住西边的小房，父亲住东厢房。农场大事请示场长徐观发，小事便是由父亲作主。大队定期会拨款子下来，柴米油盐和生活日用品都是由父亲去采办。知青的一日三餐则是由他们十二个人轮流做饭。父亲说，这些洋学生，身上干净，床上干净，就是吃的东西不干净。父亲原是可以与他们同吃同住的，但一次看到她们做饭，便再也不愿同吃了。我问，为啥？父亲说，且不说口味好坏，她们每做完一餐饭都要洗头，洗头还要在厨房洗，头发上的肥皂水滴在碗里锅里，这饭还能吃吗？知青农场离我家也就一里路，父亲经常回家吃饭。有时，父亲也在门前的小河里捞些鱼虾，让母亲煎好带给他这些徒弟吃。这些鱼虾自然是一抢而光。 知青不定期会去上海探亲，探亲都是由父亲接送。父亲挑着他们的行李，枯水季节便沿着湖滩走二十多里到屏峰码头坐班船到九江，再换乘去上海。涨水季节，父亲就驾着小船送他们去屏峰码头。他们回来时，就打电话到大队部，捎信让父亲去屏峰码头接。王以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也是一个把湖草当韭菜的小丫头。一次，父亲接她回到农场已过了家里的饭点，便在农场吃饭。王以敏看到父亲汗流浃背，也很感动，便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牛肉罐头要父亲吃。父亲不肯吃。王以敏说：“这罐头有点辣，我不吃。”父亲吃了后说，也不辣呀。王以敏说，上海人吃惯了甜食，见不得辣。父亲吃了一点又让王以敏收起来。王以敏说：“好，我先收着，下次还给你吃。”父亲只要在农场吃饭，王以敏便拿出牛肉罐头，直至父亲吃完。 1971 年初，盛根荣优先安置到都昌县火葬场，王金根安置在县城花果园。一次，王金根回农场看父亲，笑着告诉父亲一件事，他一拳报销了四十元钱。父亲焦急地问，怎么了，打架了？王金根说：“花果园的梨又大又甜，在县城很抢手。我们在县城卖梨，一人插队。我劝他不要插队，保证能买到梨。哪知卖到他的时候梨刚好卖完，他找我要梨。我说，现在就去拉，一会儿就有梨。那人胡搅蛮缠，立刻就要。要你妈，我一拳把他打翻在地。”父亲说：“他蛮不讲理，你也不能打人！”王金根说，他欠揍。没事，赔了四十元钱医药费。父亲心疼地说，四十元钱，能买半头猪，不值。王金根笑，教会他怎么做人，值！ 就在这年夏天，母亲的肺结核病突然恶化，父亲写了四次申请报告才辞去了知青农场副场长职务。这年8 月，母亲去世，父亲再也没心情关注他的这些“徒弟”了。 我问父亲，你的这些徒弟后来都去哪了，还有联系吗？父亲伤感地说，农场不久也解散了，听说柳可宜谈了恋爱，结婚后留在都昌，在县城小学教书。顾道兰分配在九江市第五商场当售货员，前些年在九江看到她了。其他人或许都回上海了吧？我说，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你这个师傅？父亲说，来过。1998 年发大水，王金根带着他们来过，还救过灾。可惜父亲不在家。他们见到了徐观发。王金根说唯一遗憾的是没见到父亲。他走的时候，抱着徐观发说，现在怕是再也没机会来了！我问，他们都陆陆续续回上海了？父亲一阵沉默，或许是思绪被“再也没有机会来”这句话拉进了岁月长河。 知识青年从垦荒运动到上山下乡历时25 年，构成了上世纪中国由城市向农村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公认参与知青总数达 2000 万。他们在锣鼓喧天中，满怀激情地走向广阔的农村，在苦难中成长，用行动改变城乡“三大差别”，改变农民的知识结构，改变中国农村的经济格局，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它与 80 年代之后悄悄进行的一场更加浩大更加持久的农民进城运动交相辉映，彻底改变了中国，让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人世间一切苦难和美好都是记忆中的一轮皓月，照亮未来的精神天空。（都昌政协）
徐贵水，笔名徐观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九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长江文艺》《星火》《小说月刊》《短篇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80 余万字。作品入选《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信访救济手记》、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短篇小说集《同根兄弟》等文学作品 7 部。获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一等奖。都昌在线相关阅读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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