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都昌》|历经风雨五十载难忘当年徐埠情|今日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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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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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风雨五十载难忘当年徐埠情

刘明彩

响应号召插队都昌

   1970年4月13日，为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原上海第三钢铁厂五七中学(现上海大同中学)一批六九届初中学生，告别家乡、告别亲人，从上海军工路锚地码头登上了东方红403号轮，奔赴江西省都昌县徐埠公社插队落户。
  “东方红”403号轮在长江上行驶了五十多个小时，于4月16日凌晨抵达江西湖口码头。全船千余名上海知青再分别转乘卡车，前往彭泽、湖口、都昌等不同的县和不同的公社。而我们99名上海知青在上午十点左右到达目的地——都昌县徐埠公社。
   当天下午时分，全体上海知青在公社革委会和“五七大军”领导的有序安排引导下，按照既定的上海知青安排名单，由各大队的接待人员接回各自的所在地(生产队)。纵观整个接待过程，虽然人多嘈杂，但依然秩序井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由此可见，接待方(主要是徐埠公社“五七大军”连部)为做好本次上海知青的接待安置工作，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确保接待工作圆满顺利完成。
   当夜幕降临时，熙熙攘攘的徐埠街头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此刻，来到都昌徐埠的上海知青们，已在各自的生产队住处静静地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伴随着外面淅淅沥沥的春雨，思绪万千。他(她)们将在这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江西乡村里，度过这漫长的一夜。
   至此，这群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在江西省都昌县徐埠公社这块红士地上开启了“接受再教育"的新征程,同时也迈出了人生角色转换的第一步。

妥善安置基本稳定

当年的徐埠公社共设有13个生产大队(70年代初，全国农村县级以下的设置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俗称三级管理)。当时除了爱国、光明、杨岭、白果、胜利等5个大队没有安排上海知青外，其余的光辉、灯塔、光星、徐埠、团结、合力、高桥、子云等8个大队都接纳安置了上海知青。(详见附表：徐埠公社各大队上海知青名单)安排到各大队的上海知青，与同时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九江下放干部和九江知青，同住一个屋檐下，形成了一个“五七大军”知青点。各知青点的人员数量不一,多则八九人,少则三四人。人员身份也不尽相同,既有上海知青，也有九江知青。有个别下放干部与知青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当时大多数下放干部都是举家共同下放到农村的，下放干部与其家人一般都是独立居住)。
当时徐埠公社“五七大军”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公社设为“五七大军”连部，有连长和指导员各一名;各大队设为“五七大军”排，有排长和副排长各一名。连长、指导员和排长通常由下放干部担任，副排长一般由知青担任。各生产队(每个知青居住点)设为“五七大军”班，是当年“五七大军”中独立运作的基本单位。当年，“五七大军”各级组织对上海知青的管理颇为严格。在政治上，要积极参加并投身到当地的“斗、批、改”运动中去；在思想上，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劳动上，要积极主动地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各项集体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要求“五七大军”各班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还要注重加强生活管理，尤其是要不失时机地把握好季节的特点，抓好各班的菜地菜园管理。事实证明，加强知青菜园子的管理和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当时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以至于造成不少上海知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菜可吃”“盐水下饭”的尴尬局面。凡此种种，都是诱发后期上海知青人心涣散、思想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注：这里所指的“五七大军”，是“文革”期间江西省特有的一个松散型，自发性的民间团体。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全省下放到农村和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各层级行政干部和科技、教育、医务工作者，以及各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五七大军”的组织编制是：县级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而公社、大队、生产队，按连、排、班设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五七大军”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1972年前后，全江西省的“五七大军”组织基本都销声匿迹，自行解体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根据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政策和相关规定，凡是初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人每月可享受国家给予的9元生活补贴费(资金来源由国家财政统一下拨)。由于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补贴，所有的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资料都有了保障，所以那时候大部分知青的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部分要求上进的知识青年，亦能融入当地农村主流，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各项劳动，主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
   记得当年在徐埠，无论是春天的“春耕”、夏天的“双抢”、秋天的“秋收冬种”或是冬天的“兴修水利”，处处都能看到上海知青矫健的身影。他(她)们中间有不少人与当地农民一样，皮肤被晒得漆黑，头戴草帽，腰系土布长汗巾，一副与当地农民别无二致的装束打扮。有不少上海知青十分勤奋，他们推车挑担样样在行，插秧、割稻、除草、车水什么都会干，什么都能干。有的上海知青甚至还能说上一口较为标准的都昌本地方言，堪称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典范。另外，在江西省柘林水库建设中、在湖口县五里水渠建造中、在都昌县张岭水库溢洪道建设以及蔡家岭(蔡岭)荒山育林等工程项目中,不少徐埠上海知青都能积极参加，全身心投入，并在各个项目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上海知青在都昌徐埠期间还有不少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例如：1970年5月，灯塔大队5名上海知青暴风雨中堵涵管，避免了一场灯塔大队白水塘可能发生的溃坝险情；1970年10月，松岗村上海知青潜入水底救人从死神手中抢回了本村村民石开喜的性命;灯塔四队石才里的上海知青，舍身忘己，勤奋劳动，被生产队全体村民评为“十分工”的最高劳动力，而且多年始终如一地帮助村“五保户”的感人事迹，被方圆数里的当地农民传为佳话美谈；合力大队的上海知青王世俊，在窑厂劳动中由于砖窑塌陷而付出了年仅18岁的年轻生命……
   由于上海知青表现出色，成绩优异，他们中不少人曾多次获得九江地区、县、公社、大队等各级组织的表彰和嘉奖。有的曾多次参加地区级和县级各类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记得当时的都昌县采茶剧团，曾经将都昌县上海知青(其中包含徐埠的上海知青)中个人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编排成文艺节目到各公社、各厂矿企业和学校作巡回演出，以此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弘扬他们的先进事迹。

潮起潮落变幻莫测

   随着上海知青每月的生活补贴费期满取消后，知青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在当时的农村，一个刚刚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青，在短时间内想要靠挣工分来养活自己，这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显然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故而，有的知青点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无法维系，只能靠上海的父母或亲朋好友接济帮助。所以，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是造成上海知青队伍不稳的重要原因。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原先“五七大军”中的骨干力量(九江下放干部和知青)，陆续按“落实政策”“重新归队”“工厂招工录用”等方式先后离开农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各自梦寐以求的故乡。这对大部分上海知青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触动。
   从1971年开始，徐埠公社的上海知青队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公社选派推荐下，先后有上海知青进入九江玻璃厂工作的(2人姓名不详)；有进入都昌县委招待所和都昌造船厂工作的(朱招娣、茹国英2人)；有进入都昌县银行系统工作的(屠铁伟、于丽华2人)；有进入二机部七二一矿工作的(刘明彩、章步明、张耀华3人)；有被选派到上海、南昌等高校上工农兵大学的(何龙英、臧礼忠、陈慧珍3人)；有被选派到南昌、九江各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秦文英、黄仪如2人)；有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张兰宝、胡建国、欧为民、刘志才4人)；还有部分上海知青先后调离都昌去外省市的(火月风、赵锦异、何燕梅等)。
   其间，根据当时上海知青的人员状况，为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知青集中统一管理,将原先分布在全公社8个大队16个生产小队的上海知青，分别安排到云步农场，灯塔林场、象山林场、团结养猪场等上海知青集中点，由原来的分散型变为集中型；管理主体由原来的生产队管理变为农场集体管理。这一改变，为稳定知青队伍暂时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拨乱反正知青返城

   到1978年底，全国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左右。随着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后，国家的总体形势都在不断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能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不理解。随后发生的云南知青要求返城的事件，犹如一根导火索，知青要求返城的烈火已在全国燃起，而且势头越来越猛，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之后，出台了《国务院八条规定》等一系列有关知青工作的规定和政策。直至1979年2月，全国各地慢慢地逐渐开启了知青返城的大门。
   徐埠上海知青的返城工作刚启动时并不一帆风顺，与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在“遮遮掩掩”中开启的。尤其是在初始阶段，知青要返城必须以“病退”的方式才能办理调离户籍关系等相关手续。
   据统计，截止到1978年底，个人户籍关系尚留在都昌徐埠的上海知青总人数在五十人左右。到1979年底，五十多名上海知青基本离开了都昌徐埠农村，重新返回自己的故乡——上海。
   此时此刻，我们不会忘记王世俊和杨蓉蓉两位上海知青，在徐埠公社插队落户时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们都返回了上海，他(她)们的英魂将永远陪伴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

后记

   随着1979年最后一名上海知青离开都昌徐埠，至今已有45年了。四五十年来上海知青们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曾经插队落户的那片红土地，始终没有忘记那里曾经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朴实憨厚的广大贫下中农。
   多年来，徐埠公社的上海知青以各种方式、多种形式回馈、感恩都昌徐埠的父老乡亲。
   自1992年起，先后有多批(三十多人次)上海知青返回都昌徐埠看望当地老乡。徐埠上海知青自发组织为都昌县孤寡独居老人余昭欣爱心捐款2万余元，并派专人专程送到都昌县亲自交到余昭欣老人手中。徐埠上海知青为原灯塔大队、子云大队不少的贫下中农后代到上海就业而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为当地村民做好事、办实事。下放到徐埠的上海知青曾积极为都昌县招商引资，推荐工程项目作努力。（都昌政协）

   刘明彩，曾下放至都昌徐埠公社灯塔大队五队，多次参加过省级、县级和公社级社救工作队，1972年上调二机部721铀矿。知青大返城后回上海进入国家电网上海电力系统工作，曾先后从事上海市电力公司党校办公室(职位是主任)和纪检监察等工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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