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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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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街往事

余革新

我从小就住老县城的余家厅，几乎每天都要去邵家街。从我记事起，就和她几乎天天打交道。解放后，土杂公司仓库以西到水运社为金街岺，从邵家街到土杂公司仓库这条街就叫邵家街，后就改为解放路。

记得代美德伯祖母写信去南昌、景德镇，落款总是解放路17号。不知何时又改回为邵家街。邵家街住的老人有好多我都非常熟悉，如:邵云生的父親是县搬运公司的老人，老的时候背都驼了，母親是位家庭妇女勤劳善良，开了很多荒地，种了许多菜，辛苦一辈子。

住在邵家街还有一位男士姓朱，是江浙人，他的老二曾和我小学同班，下放在张岭公社;老大在黄梅剧团当演員。还有位姓邓的老婆婆满头白发，是一位接生婆，老街上的哪家有生小孩的，几乎都要请她接生，而且口碑极好。东街接邵家街口，还住着几家在县木器厂工作的邵姓的木匠，手艺很好。邵家街口头居住的还有姓王的一家，男的是盐田乡粮油所退休职工，前些年过世了，他是王小英的爸爸，王小英的妈妈曾在都昌师范食堂工作过，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现在菜市坡上靠东边原先是一排老房子，老汽车站最早就在这里，后来也搬走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老房子的墙壁上画有一组大画《八仙过海》，是郭继恩老师亲笔绘制的宣传画，人物众多、活灵活现，印象特别深刻。沿着坡往下走，不远处就是“文革”前县人民委员会的大院，再往前就是西街。而星莲婶的父母却住在靠近邵家街交叉路口，其父亲姓赵在邮电局工作，赵母胖胖的，个子稍矮些，喜欢笑也很乐观，前两年还在世。她生有三男三女，大儿子马生，大女儿星莲、二女都莲，其他儿女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在那些老屋居住的还有我父親同时的何懋麟老中医师，他是老县城的名医。他家和我舅公家都是从药都樟树慢慢迁徒到县城的，是祖传的边开药铺边行中医。听说他父亲为了培养他，让他去省城去读学堂，专修中医。他的医德、医风、医技都好，说话和风细雨，特别是对待老人、小孩的问诊、听诊十分耐心、细心、清楚、完整，从没有不耐烦的时候。他健在时，找他就诊的人们真是踏破门坎、络绎不绝。因为他和我父亲都是县医院中医科的老同事，又和他何家有亲戚关係，彼此往来比较密切。我家经常找他看病，也很关注他的言谈举止，观察到他的处方。发现其处方都是思索熟虑、审慎落笔的，他的处方单上的钢笔字迹清秀、干净整洁。他是我们后辈人处事、处世、作风、行为的榜样。

邵家街沿印刷厂一直往西到图书馆，这里居住的人家，主体是邵氏家族。如邵同光、邵同洲、邵天助、邵继春、邵徽栋等家族兄弟。邵同光是我初中的同学，“文革”期间下放老西山那边，现在全家上街了。他的儿子现在邹家嘴建了一栋七层的楼房，其儿媳是邹家嘴人。邵同洲是我师范读书时的学长，我在学校时就知道他老家是邵家街。他原先在永修司法局工作，后返回教育部门，在永修中学退休。邵天助读高中时，比我高两届，学生时代就文笔出众。“文革”期间曾主编过当时红卫兵的刋物。参加工作后，在县誌办主持编纂建国后我县第一部县誌，现在九江居住。邵继春有兄弟好几个，有一个在县搬运公司，退休后仍在家门口编些土筐等竹器卖，非常勤快。他还有一个弟弟，是江西师院毕业，原先在县中教书后在新华书店上班，可惜中年就去世了。邵继春原先在星子任教，后调回都昌，曾在实验小学任教，“文革”时下放在张岺，他在教学上有一套，曾被评为特级教师，工作出众、教学出色，他曾在实验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后调天宇小学任校长。曾在北山公社工作的邵继庆也在邵家街南面的老屋里居住。邵家街上有一家吳姓的人家在印刷厂旁边的低矮屋里居住过，他家的父母我也认识，他有好几个儿女，还有一个和胜三、群新是同学，叫什么记不起来，后读上了大学在景德镇工作。他有个姐姐叫吳珍珠，其爱人是工业局姓罗的副局长，其妹妹也在县城工作。弟弟现在改建后的屋里开店。以前通过他家门口，就进了老工业局的院子，后来拆建为工业局职工宿舍楼。

   印刷厂里面原先是老县政府的大楼，是两层青砖木质结构房，还盖有红瓦，很气派。后来，在这里办过《都昌建设》报，慢慢就成为了县印刷厂。印制厂顶盛时期，机器轰鸣，有近百名工人进出，也挺热闹。当时，许多县里的人们以能进印刷厂为荣耀。江永平当过好多年的该厂厂长，后来到造船厂任厂长。义三叔也在印刷厂当过学徒，退伍后曾在钮扣厂工作，后来又回印刷厂当过工人、副厂长。邵徽栋兄弟退休前在钮扣厂工作，徽栋也曾和我在小学同过班。在老图书馆的原址上，原先是一座老祠堂屋，解放后曾做过大礼堂用，里面很宽敞。“文革”前后，县里每年开三级干部会都在这里吃饭，祠堂老屋对面就是弄饭的食堂。食堂旁边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民政局的老局长、南下干部刘俊杰，他的一家在那里住过。他为人正派、有威信，后来在搬运公司任经理，老牛、老罗任经理。前些年他还能骑自行车，现在他儿子不让他骑车，因为他已有九十多岁。在老食堂旁有一条通往丝瓜堰的老路，也可到老商业局、电影院。后来，这条被堵了。县供销社主任李咸迁、建设局赵一峰都在这里建了楼房。赵一峰是个老干部，早就离休了，还健在。税务局冯老的儿子们建了一栋临巷的楼房，有四、五层，政协老主席冯绍武就在其中的一层。人大的副主任黄幸福也住在这条巷子里宿舍。
   在在邵家街北面还有一座清代棋盘屋，没拆之前蛮好，又高又大，旁边还有院落。我忘记叫啥祠堂，被拆掉了，改建为宿舍楼。原先在这里曾住过陈旭初、李玉贞夫妇，陈是文革前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退休前是政协副主席。其妻李曾任都昌镇妇女主任、副书记，长期患糖尿病后来瞎了眼，不久去世的。民政局的副局长段隆光一家也曾居住这里。棋盘屋右侧有几排旧的居民平房，有一对九江人夫妻在这里住过，男的姓曹，他的儿子在都昌镇小学，他的女儿和春花婶的小青是同学，从小就玩得非常好。现在，这里的平房也拆掉了，变成宿舍楼房。县人大的副主任王普林一家曾在这里居住。据说，这些宿舍又要在老城改造中被拆掉。老图书馆其实建成时间也不过四十多年，魏银玲的爸爸曾是图书馆的老馆长、刘剑的爸爸刘海云是副馆长。房子是但善民老师七十年代在图书馆建成的，后来调到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去了。
   邵家街再往西，就是老幼儿园，上世纪六十年纪是李集英当园长，我母亲曾在这里当过保姆。幼儿园是在祠堂里，外面有一个大院落。余家厅就在祠堂隔壁，对面有一栋大厅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姓余的老人，他的老婆姓陈，就是春花婶的姐姐，左里人。他在县城合作商店工作。他收养了侄子做儿子，后来在县石油公司工作。还有一对夫妇也住在里面，男叫邵祖佑，有个女儿，后来也在县城工作。在大厅旁边还有三间平房，住着一对老夫妻，男的叫和尚，女的叫小梅，他帮曾在小学任教的但俊华、余凤初老师夫妇带过小孩。马路对面就是陶公庙，这里全归了实验小学。没有改建前门口是两旁是教室，再往里边就是会场，靠东是个戏台，学校举办大的活动全在这里。出了西边的大门就是教师办公室的大院。往前过通道往西就是办公室前面的院落，往东两边就是教室，穿过中间就是教室居住的地方。东面的院落两旁有两棵大桂花，估计有上百年的历史，中秋时节丹桂飘香，黄灿灿的桂花香溢满院，校长、老师、学生们都沉浸在芳香之中。从我记事起，小学就经历了钱模简、江光见、陈其昌等任校长，办公室右侧小巷直通学校食堂。食堂上台阶的地方木架上挂着生铁浇铸的大铁鐘，鐘声响亮而悠扬，远在数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余家厅的小孩在家里听到上课预备鐘声，赶来学校上课也不会迟到。在实验小学对面是余家斤隔壁的余祖益家的大屋，也是一个大厅，两边都是房间，祖益家住在上厅，下厅住着余武的儿女金祥兄妹、余朋友兄妹、河珠姐妹。余河珠姐妹对房房有产权，九江财政局的余传柏也有产权。至于他们之间有何种家族关係，我不太清楚。祖益的老屋可能历史比余家厅还要长，木柱下还垫了横木垫，再下就是石爽墩，估计是明代兴建的。据说，明代老百姓建房不能超过规定的高度，所以只能垫上横木墩。过了余家巷就是实验小学的大操场，再过去就是大夫第，竟究是哪个朝代兴建的，我也不太清楚。马路对面就是朱家厅，因为要改建成百货公司仓库就搬走了。百货公司仓库与实验小学之间，还有一条通往沿湖路，直至西湖的小巷。在这条小巷东面是实验小学的旧式厨房，六年级的新式教室，往西就是老式的教工住宿的楼房，郭继恩、张化凱、张水生、沈书生等老教师就住在这里。宿舍楼旁边还有学校的厕所和小树林，以前这里没有围墙。后来由于校舍拆迁改造，慢慢就形成今天的样子。
   往南出巷口，在学校门口马路返回走，沿着图书馆的西墙外下坡的石板路就是当时县里唯一的广场，面积近两万平方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县里召开大型群众性大会、搞文艺汇演都在这里举行。广场东北面两边是乱石砌成的一级级的台阶，中间还有一座高约三米、宽约十五米、纵深约八米的平台。开会或演出都在这里设立舞台或主席台。广场对面上台阶就是县大礼堂，这是解放后六十年初兴建的。在广场西边是老县发电厂，门口有两棵老柳树，往南是两口大井，再往西就是蒋家塘，其北面就是老总工会。这块低洼平坦的地方曾上演绎过多少场惊天动地的庆祝活动和重要大事，而现在都成为普通百姓饭前茶后谈论的话题。
   在这条长长的新式、老旧房子形成的老街上，近百年来，有邵姓、余姓家族为主体的老住户，也有解放前后来这里住进来的姓氏的新住户，新老住户经常性变化，带来了人们脸谱的许多变化，特别是近十多年变化显得格外频繁。这新老住户们在当时镇政府、居委会的协调和管理下，无论在什么机关、医院、学校、商店上班，还是个体经商、摆摊人、蔬菜队出工者的，大家彼此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共同经历了解放后近七十年岁月的深刻变化，演绎了这里千家万户悲欢离合的许多往事。

   在我的记忆里，有些事在印象特深刻，难于忘怀。
   读小学时，我和大妹群新就担负起给家里担吃水的任务，经常到蒋家塘旁的大井、樵子巷的陈家井抬水，可是下半年井水挑干了，水源不够，我们余家厅的大人、小孩就要通过实验小学西侧的巷子到巴家嘴村塘边的小水池子挑水、抬水。那时，我把一瓢瓢地水倒在桶里，装满后，就和妹妹抬起来。妹妹肩上很嫩，我就尽量把挂着水桶绳子拉到我这头。那时候，过干涸的湖路、爬过高高的城墙、经过小学后面树林、再到担、抬到余家厅真不容易。后年龄大点，就可以自己挑水，就一头大桶一头小桶地挑，到初中三年级时就可以挑两头大捅的一担水，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这个概念。余家厅的美德伯祖母一个人生活，年龄大了挑不动水，就我负责帮她挑水好多年。县城里吃井水的现象维持了好多年，直到我参加工作多年后才慢慢结束。
   祖母是一双金莲小脚，要快步走脚几乎不可能，她五十几岁时，脚就经常发疼，但洗衣服要到塘里、堰里、甚至湖里。我不上学时，抽空时就帮她老人家挑担衣服、被子到丝瓜堰里洗，那时县城人口少，堰里的水质还蛮清洁的。每次待她洗完后，我就去把衣服挑回来。
   在读小学时，县城居民大多都有自家的菜地，蔬菜之类基本自供，县里也没有自由蔬菜市场，只有食品公司的肉类、海带、豆腐以及蔬菜队少量蔬菜在关帝庙市场供应。记得我的家里，有一块地在小学后面叫黄梅岺的地方，还有石粉厂后面一块地。我还经常跟着母亲到那里的菜地锹地、插薯、种菜、挑粪。那时候，母亲她年轻力壮，做事手勤脚快挺利索的，但我也会经常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后来，县里建酒厂、扩大石粉厂，这些地也就被征收，从此在县城没有菜地，我也没有干过农活。

“文革”初期，余家厅就在马路边上，县里发生大事大都亲历。师范三年，每年暑假我都从九江回来，特别“文革”两派激烈对立的那两年，家里对我不放心怕出事。六七年暑假，在南昌的三祖父籍方也担心在高中读书的文三、尼三参与动乱，也把他们安排回老家避风头。那时，县里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在从县委到邵家街再到造船厂经常发生游行，甚至武斗。看到这些情况，雯三、尼三也显有些激动情绪，美德伯祖母赶紧就把他们挡回家。中央表态后两派武力冲突结束，局势趋于平稳，他们才回到南昌。六六年下半年，我刚读师范，也不太熟悉学校内派别斗争情况，学校虽是红造司为主体，由于我比较沉稳，几乎没参与过他们的激烈活动，对县里的两派活动更没有任何介入，因此处境比较安全。

   七零年元月，我才结束了下放劳动。学校把我们正式移交县里，并正式分配工作。我和徐良厚、张育辉、沈书鹏、李会才、吳乐春六位同学到北山公社小学任教。我经过邵家街来往更加频繁。七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与张岺公社小学教师张秀桃结了婚，建立了小家庭。由于那时，婚礼非常简单，在乡下也只弄了十几桌酒席，然后我在三叔的陪同下，坐班车把她从华山大屋张村接来。我们在余家厅里弄了酒席，完成了婚礼。记得，与我同时接新娘的还有县城金街岺上蔬菜大队那位姓黄的青年。不远的金街岺，几位新娘也是腊月里接来的。她们大都是从不远的农村接来时，当时的礼节，前面是两根竹桿红旗引路，中间是新娘及伴娘，后面是乐队。现在想起来蛮有情趣，记得，有一位新娘，我脑中的印象特别深，她个子有一米六十多，身材魅梧，当乐队经过邵家街时，新娘故意放慢脚步落在后面，以至于落了好长一段路，乐队快走到入金街岺口，而新娘还未到余家厅门口的马路上。马路两旁，有不少观看的人们。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年青人也弄不太清楚农村习俗。现在这个女青年，早已满头白发，可能早就做奶奶。
   七四年下半年，我和秀桃在松峦教书时，身边的明华已有半岁。每逢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回到城里，星期天下午返校。那时的县城的各家各户都是烧煤球。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到煤场买上几百斤筛过的煤回家，用手工做煤球并把它晒干。由于在学校烧饭菜用的也是煤球，因此也需要从城里挑煤球到学校。我挑担的任务真不少。记得，有一次我用谷箩挑担东西，一头是家用的零碎东西，一头把小明华包在小被子里，从县城赶到松峦，准备第二天上课。当我挑着担子行走邹家嘴埧头时，不慎肩上的担子有一头脱了绳，谷箩顺坡滚了两三圈，小孩子差点掉了出来。我们赶忙把穿着小棉袄的小明华抱在怀中，拍拍被子的尘土，又放进谷箩。好在坡不陡又是冬天穿着棉衣，包着棉被，要不然挺危险。
   七九年，县城二小正式开了学，我又实验小学被调回县城二小。当时，明华在冯晓芳老师班上读一年级，他不愿意到县医院他爷爷家里吃饭，仍每天坚持上学跑四趟，途中要经斗星街、过东街、穿邵家街再到余家厅，少说也有两华里路。天气不好时，碰到刮风下雨，就更艰难。当年，他也只有五岁多，下雨天还要戴着斗笠、披着雨衣，确实也是蛮辛苦的。读了一年后，我赶紧想办法把他转入实验小学复读，以便跟着秀桃有个照应。

   八二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当时教育局在邵家街中段图书馆下坡的房子办公。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四年上半年，我被安排到局里筹办建国三十五周年教育展览。筹备组有我、县中朱恩泉、实小的徐和林、左里的刘建新、大港中学的郭继恩老师等五人组成。朱恩泉負责摄影、徐和林、刘建新设计、布置展物、郭继恩老师負责文字工作，我負总责。在那里我跟着朱恩泉老师开始接触摄影。没想到:从此，摄影成了我一生的爱好。当时，我们的教育展览办得很成功，得到了楊融春局长和教育界的充分肯定。为了取得一手资料，我们还要经常下到学校。其间，还和郭继恩、朱恩泉老师深入大港乡的高塘村采访。回来后，又和朱恩泉老师一起，深更半夜加班冲放照片，忙得不亦乐乎，也不觉得紧张和疲劳。
   邵家街西头，与教育局隔壁是老酒厂，七十年代其主体仍在余家祠堂里，职工住在邵秀炎隔壁的老房子里面。胡华松的养父在厂里当厂长。厂里生产很忙，工人很辛苦，生产的酒主要是烧酒与封缸酒。酒的原料大米、高梁、红薯丝，当时，采用的是老方法，把原料蒸熟后放在大窖里发酵，酝酿时的香气四溢，连我在的余家厅都闻得到，真是好香啊。厂里酿出酒有好些品种，如《印山春》就是其中一种。我不太会喝酒，也不知道酒有那么香气诱人。只是过年时买几瓶，以招待外来客人备用。不像现代人讲究什么名煙、名酒。后来，都昌的地方酒慢慢地被陶汰了，酒厂也办不下去，只有出局一条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邵家街变化更大了。邵天助老屋旁边的那条马路上，有一家叫“楊华”的皮鞋店生意火爆好些年，男老板好像是大港人，来料加工做皮鞋兼卖皮鞋、其他各色各样的球鞋，老板娘坐店。他的店有展示柜台，让顾客坐在座位上慢慢量脚选鞋，当面讨价还价，也十分自由便利。长期以来进出楊华店的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看好。现在，他们在县城开有几家分店，以便亮出自己的品牌。

那条通往东街的邵家街的小巷到了年关，格外热闹，人称“小香港”。街道长不过百米，宽不过三米，服装店一家接着一家，总有三十余家店铺。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城里的小姑娘、小妇人带着家里老人、小孩挑选过年、过节的新衣服。乡下进城的女人们更是一拨接着一拨地涌进邵家街小巷的服装店，东看西瞧、挑三拣四，和女老板们讨个好价钱，最后才心满意足地走向街西口的菜市场或其他地方。……
邵家街，这条经历了百年风雨的老街，在旧中国时也有过兴盛繁荣，但不少的是勉强支撑、风雨飘摇。今天，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焕发了她空前少有的生机和活力。我期待她今后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乡土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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