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头走了。按中国做虚的习俗，明年就是他的百岁寿辰。他的安然离去是逃不过“人生不满百”的魔咒么？作为人瑞，如果是做学问的该称泰斗；倘若是儿孙满堂至少也可叫寿星，但他什么都不是，也没有。
年轻的他凭着家族人丁旺盛和自己的些许人缘，竞也在乡里风云一时。他人生的拐点是1948年的那个冬天，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前乡长挂印走人，他愣愣地做起了末代伪乡长的春秋大梦，三个月后南柯梦醒，他的噩运接踵而至：扎扎实实地戴上了官僚地主的大帽；妻子怨恨交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一年他38岁；两个儿子从哥儿到失学，到人中“渣滓”。此后的数十年间：在阶级专政时，被监督劳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工干活，雨天和晚上揪出来批斗；改革开放他终于摘帽。一个年近古稀的鳏夫和两个快四十老儿子，习惯了大帽匝顶的日子，没有了他竟然不知所措。他知道的只有下地劳动，做农活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有一天不劳动，就浑身不自在，就会生病。他侍弄的庄稼，为四乡八里的人赞叹不已，他种的红薯能有钵口大，花生亩产有近千斤，所有的成就让他引起为傲。后来两儿子先后找着或残或寡的媳妇成了个家。由于对老父的恨和媳妇的谗戾，老人一直独居，从没有享受过诸如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命运对老人没有公平可言，但他从来都没有怨恨和嫉妒。九十几岁时，外甥家新房落成，作为座上宾，他是挑着几十的农产品走了十来里的小路去喝喜酒的。老人没有读几天书，他的“勤”与“礼”是骨子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
老人叫刘明仁。
赣公网安备 360428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