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应桂 余应桂（1580年—1649年），字孟玉，号二矶，江西都昌,官桥余呈湾人。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耕读世家，万历四十一年已未进士，天启六年授福建龙巖县令，崇祯元年授海澄县令，清廉自守，“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祯四年（1631年）授御史，七上弹劾首辅周延儒，下狱后继续纠劾。
履历 余应桂 崇祯七年，出任湖广巡按，后为巡抚，镇压农民军，熊文灿上疏弹劾应桂“破坏[1]抚局”，受杨嗣昌诋诬，被逮下狱。崇祯十六年，潼关失守，起为兵部右侍郎，出代孙传庭总督陕西军务，发帑金五万，行至山西，徘徊不前，被革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后家居都昌。崇祯十六年（1649年），起兵都昌反清，招致石光龙旧部练为水军，败于落星湖，清兵破都昌，不屈而死。《明史》有传。
历史记载 余应桂 清《海澄县志》卷廿四记述：“余应桂，性廉明，无停牒，尝有讼者，判讫即署云：甲与乙争斗，乙独刃，杖之。其明敏多类此”。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漳州地方涌现出一批清正廉明、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余应桂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余应桂，江西都昌人，字孟玉，号二矶，明万历已未进士。明史有传。明天启六年任龙岩县令，崇祯元年任海澄县令。在龙岩、海澄两县任上，留下极好的政声。清《海澄县志》人物卷中为其立名宦传，称赞他是一个清正廉明、受百姓拥戴的县官。
明末社会害民最烈的莫过于苛捐杂税和官吏劣绅的暴敛盘剥。余应桂青少年时代因家庭贫困，深受里役倾家之害，其为官业绩最著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就是大力废苛税、除污吏。余应桂入仕初任浙江武康令，仅半年时间，于天启六年任龙岩令。龙岩地处闽西，土瘠、俗朴、民贫。余一到龙岩就察视民情、咨询疾苦，发现土豪胥吏贪酷作歹、残暴害民。他立即大刀阔斧地重加清厘，合法的纳入正税，不合法的即以清除，贪污的不但要退赔，而且要加息上缴。此举受到龙岩百姓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明末百姓的沉重负担还有各种临时税派和已经成为定例的“耗羡”。所谓“耗羡”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私派更是毫无定制，有人仍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余应桂发现苛税扰民.余应桂这一举措，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但却堵住土豪猾吏生财之道。处在黑暗的封建王朝，余应桂这样做，无疑是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勇气。
余应桂还注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办实事，修桥、建楼、筑城，利民、便民和安民。他在龙岩任上，十分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做一些公益事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据清《龙岩州志》载：“龙津桥圯于洪潦，忧民病涉，拮据鸠工，成于不日”。龙津桥是当时龙岩交通要道上的一座桥梁，被洪水冲垮，造成交通中断。作为知县的余应桂心急如焚，“忧民病涉”。他下最大决心，克服财力的拮据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桥修好，受到人民的交口称赞。此外，余应桂还建成砥中楼，旧志赞他“悉捐俸助建，不侵公帑，不费民财”，他把自己省吃俭用多年积攒的薪俸全部捐献于这项工程。余应桂离任后，龙岩人民立生祠纪念他，树“余侯遗爱碑”。碑文写道：“相时以动，不弗人情，斯何等识力哉！……救荒发粟，施济众，真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余应桂为官心系百姓，对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敢于斗争，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关怀和抚恤。清《龙岩州志》载：“值大祲年荒”，“米贵，市有使白昼攫金者，应桂廉治其渠魁，余皆屏息”。不但使白昼抢劫者遁迹，而且复出仓储以赈贫窦，使困难者得到救济，渡过灾荒。做到灾年不乱、荒年不饥，社会稳定，居民安宁。他身为地方官，不仅清廉，而且俭朴，生活上贴近百姓，从不特殊，这在腐败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清《海澄县志》记：“余公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蕃薯，曰适口耳，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余应桂在福建为官，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不带家眷，不用仆人，生活自理，日所餐者多食蕃薯，不去皮，生活如此俭朴，但他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为当地人民造福祉，这足显其高尚的品德和为国为民的精神。余应桂为官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人民没有忘记余应桂，传颂他，怀念他，给予极高的评价。龙岩、海澄两县都立生祠纪念，可见他在百姓中的份量。据《明史》载，余应桂离开海澄后，又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湖广巡按使、兵部左侍郎掌尚书印，在任期间一贯清廉耿介，勤政务实，业绩显著，且正直敢言，与小人作不屈斗争。最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抗击清兵入侵战役中被俘就义。
余应桂是福建海防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军事指挥官，是龙岩、海澄两县历史上一位政绩卓越、清廉有为的官吏。古人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古代廉吏清官，因为其可以启迪和教育后人，亦是反腐倡廉的好教材。我们的确应从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借鉴历史人物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造出无愧于先贤的宏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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