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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摩罗先生 近日浏览《环球时报》，上面刊登了摩罗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读来倍感亲切，一些有关先生的模糊记忆如水注泉涌，顿时变得清晰起来。 我有幸成为先生在县一中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的首届学生，那时的你刚刚大学毕业，一副书生意气。身上永远穿一件蓝灰色的西装，白衬衫和一条当时很时髦的牛仔裤，脚下一双棕色的尖嘴皮鞋，长头发，消瘦的脸庞上挂着一副银白色的眼镜，时尚中透着一丝不拘，孱弱中流露一点叛逆。 听你讲课，时间总是在不自觉中从身边溜走，而我们意犹味尽。你有时口若悬河、舌吐莲花，沉醉于你描绘的精彩；有时引经据典、强证博识，痴迷于你知识的丰富；有时浅谈轻吟、星星廖廖几句便引发我们的深深思考。我们的大脑皮层随着你无形的指挥棒在有节奏地律动,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在教学方法上完全颠覆从字、词、句、段落大意到中心思想的枯燥乏味的传统方式，在课堂上更注重的是师生间的互动,有观点上的争辩,观念上的碰撞和思想上的交锋。语文一时间便成了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课程,每每都值得期待。课堂上的活跃气氛往往引得隔壁的同学停留驻足。 先生还十分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可谓开素质教育的先河。一是同几个青年教师在学校组织了在一中历史上的第一次演讲比赛—《认识你自己》；二是在一次作文课上发给每一位同学一张白纸，要求独自创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报纸，内容不限。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样显得特别背经叛道，在学校引发一场关于语文教学方式的争论，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面前，分数比能力更重要,你不断地被教导主任、校长、书记找去训话。 业余时间先生喜欢读书和练笔，那时候还没有像样的作品发表，但有关写作上的一些见解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比如要追求语言的精练，做到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少；要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不可盲目、盲从，当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进行了概括,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个把大海比作母亲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则是无赖。”写作要融合自己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文章要合为时而作，倡导我们多读鲁迅,笔锋要切入时弊,少写无病呻吟的文章,对歌功颂德者更是深恶痛绝。读先生早期的作品《深的山》《古钟》等语言不华丽但精练，结构不讨巧但朴实，反映一个从深山来的求知少年的成长故事和对未来的忐忑、彷徨和探求，字里行间意义深长。 由于教学理念开放与当时的保守观念冲突,先生成了深受学生喜欢和深受学校领导排斥的异类,当时的评价大都是“才华出众但不适宜教书”。从县城辗转到农村的各个中学,先生一如继往着文人的骨气和不羁,每到一处都同样引发一场教学的革命,并受到学生明星般的追捧。 但先生终非池中之物，在一直寻找和积蓄化云腾空的力量，蛰居一个小县城难于施展你的才华和抱负。在海南建省的时候，听说先生去海南一家杂志社做过编辑（那时允许挂编），也曾亲自下海做生意。再见面时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在汪墩中学简陋的宿舍里先生正啃在一本英语词典，适时已改教英语了,当时觉得不可思义,后来听说考取了华东师大文学院研究生,也就很好理解了,在崇拜之外给我这个不求进取的学生更增加了一份敬重。从断断续续的的记忆中，我分析先生在那个艰难的时期逐步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一是为了改变命运，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一个文人所追求的社会价值，他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和他的笔锋能触及的足够大的视野。 研究生毕业后,听说先生去了北京,在鲁迅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工作过，活跃在中国文艺评论界，笔锋犀利，才华横溢，视点独树一帜，痛陈当前中国文化界的沉疴滥疾，硝烟散尽之际清新之风迎面而来,被人誉为中国文化精神界的战士。岁月的磨砺可能会改变一个平常人的性格，把尖锐变得圆润,把激烈变得平淡,把深刻变得世故。先生近知天命,虽久未谋面无缘亲聆教诲,但从你的著作中还是能够读懂你依然是一个真实的你,一个最初的你，一个以笔作武器的战士。先生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家，但常常看见你为之奋斗、战斗的身影。 用先生在《世说论语》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强大到不是被恐惧与耻辱所压垮，而是能够消化它们超越它们，那么他就可能具有足够的力度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悲剧、人类悲剧，即使命中注定只能写出一部末世宣言，那也应该写得血气奔涌，悲声如诉。[注]: 摩罗 原名万松生 都昌鸣山人 现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六道悲伤》《自由的歌者》《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悲悯情怀》《中国站起来》等 [ 此帖被小岛公民在2012-08-20 17:0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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