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景德镇的都昌人|今日都昌 - 都昌在线，都昌人自己的网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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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1-11-09

     借饷”百万，排出中国首个富豪榜。
    1926年，北洋军阀刘保兵败过景德镇，向景德镇商会会长吴瑶笙提出“借饷”一百万鹰洋，限三日内交清。
    吴瑶笙紧急召集全镇财东联席会议，商讨筹款事宜。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两夜，先是确定筹款原则，按资产分摊。可问题出来了，财不露白，谁知道谁的资产有多少？最后都昌首富余英泾说，手摸着良心说话！吴瑶笙说，景德镇的财东还从来没有排过名，今天就借筹款排排名。既然说到良心，佛最慈悲，就按自报财产确定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
    报名结果，余英泾、余旺青两位都昌窑户做了大佛，都昌窑户冯承就、余略盛跻身于四大金刚，王家琨等九位都昌人成了十八罗汉。
    在这25名财东中，都昌人占13位，均从事制瓷业。徽州人有8位，6位开钱庄，1位开药店，1位卖南货。两名瓷商分别来自广东、湖北。抚州1人，从事制瓷业。乐平1人，从事油坊加工业。
    25名财东三天内筹集了80万鹰洋，救了景德镇。
    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是中国第一个富豪榜，比2003年10月30日正式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早77年。这个有着浓郁香火味的富豪榜不仅仅是财富的比拼，还是凡体佛心做人做事最高境界的较量。
    1930年五月初十，方志敏率红军一个独立团首次攻克景德镇。都昌人第一个挂出欢迎红军的条幅，并为红军筹措军饷万余元，都昌有4000多名瓷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十军的主力。
    都昌人在景德镇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强势？都昌人对这个千年瓷都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影响？
     设置军窑，都昌人走进昌南。
    都昌人改变景德镇还得从明朝说起。明朝以前，景德镇仍是一个工商业聚集的小城，仅东南部原料出产地零星分布着一些窑场，镇区是瓷器销售商站。洪武二年，朝廷在镇之珠山设御窑厂，乡间民窑开始向镇区集中。
    都昌是伸向鄱阳湖中心的一个半岛，上旱下涝，人口密度大，资源贫乏。都昌人还饱受血吸虫病之苦。景德镇让都昌人绝处逢生。
    第一个到景德镇业从事瓷业的都昌人无从查考，但大批都昌人涌入景德镇，当属明初大将军于光创立军窑的那一次。于光，派名叙五，又号文炳。都昌狮山八都人，出生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八月。他自幼饱读诗书，深明大义，磊落有大志，能作文赋诗，会弹琴，通岐黄（中医），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光使的是一柄方天画戟，英勇无敌。
    元末元顺帝在位时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于光为了保卫乡里，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抵御外敌。徐寿辉部攻下饶州，于光便率部归附了红巾军。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徐寿辉旧部不服，纷纷离开陈友谅。于光也于当年七月赶走了陈友谅派到浮梁的同知，并起兵攻下饶州，率部归顺了朱元璋。朱元璋任命于光为江西参政，仍镇守浮梁。
    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于光在鄱阳湖边上长大，又作战勇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把于光几乎当成了贴身护卫。于光在这次鄱阳湖大战中，孤身救主，后又在火攻陈友谅水寨时，奋勇当先，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喜爱，封为鹰扬卫指挥使。
    1364年阳春三月，就在于光即将离开鄱阳湖，离开浮梁，奉命去扫除陈友谅余孽时，发生了一件令于光也很无奈的事。于光旧部是都昌人，具体说还是都昌以东的三都、六都、九都、十都人。都昌东乡地少人多，本来生活就苦，再加上战火烧到家门口，没有活路，不得不拿起刀枪跟着于光杀出一条血路。鄱阳湖大战之后，赣东北乃至整个江西都成了明朝的大后方，东乡人便不愿跟着于光过刀头舐血的日子。于光不忍心看到当初一起上战场的老乡彷徨无助，主动奏请吴王朱元璋，在昌南镇设立军窑，专门为军队烧造瓷器。这样，他的这些老乡不仅可以留在昌南镇，而且不愁当地人排挤，也不愁本钱。
    2006年，在丽阳旧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面积的瓷窑，里面尚有不少碗盘等器皿。这些旧窑址可能就是于光当年设置的军窑。军窑把都昌人带进了昌南，为后来景德镇的“都帮”崛起和称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镇下乡”，一条谋生之路。
    在都昌或者景德镇，如果你听到“上镇”或“下乡”，那一定是“去景德镇”或“回都昌老家”，而不是去其他任何地方。都昌人从来是把景德镇当成自己家乡所在的集镇，而非饶州府的景德镇。相当多的景德镇人也把都昌当成景德镇的乡下，而非南康府的都昌县。都昌人去景德镇，就像赶集，许多景德镇人到都昌，就是回家。
    上镇下乡是都昌人几百年来走出来的一条谋生之路，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凶险的创业之路，还是一条思乡之路，一条魂归之路。
    都昌到景德镇，水陆均可通达。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只有“百数十里”。走陆路，步行一般需要三天，身体强壮者两天亦可到达。遇上天气不好，走四五天也是常有的事。陆路经土塘、土桥、曹家店、长山坳（都昌西部人经马涧桥至长山坳）、漳田渡、油墩街、鸟山、盐山、柘港、螺丝港、碧山、马尾港、田坂街、大金盘岭、梨巴树下、浑水岭、洪源、罗家桥到景德镇。这条路上有歇店供行人住吃，还有凉亭供行人歇脚。唯有长山坳、梨巴树下荒无人烟，行人经过这里，没有强盗出没尚要捏一把汗，有强盗出没就要脱层皮。漳田渡是上镇下乡的必经渡口，鄱阳人常凭借这一天堑，公开敲诈勒索。
    走陆路艰险，走水路同样凶险。如搭小水是指漳田渡两岸有15华里的低洼地，遇到大水年份，一片汪洋，上镇下乡，只能搭小水。就是两头步行，中间坐船，而且是夜里行船。搭小水有固定地点。上镇，芗溪、南峰、万户、周溪是固定点。下乡，鄱阳的江家桥是固定点。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就能搭上小水船。小水船是一个又闷又热的大货舱，一堆人蜷缩在一起。顺风顺水，第二天一早便能到达。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就要在固定点呆一两天。最怕的还是上船后遇到大风暴，船毁人亡。遇上了，就只能祈求祖宗保佑。
    一首民谣说出了上镇下乡的都昌人心里的恐惧和凄凉：“一怕土匪山寨，二怕水盗劫财，三怕狂风恶浪，四怕浪打沙埋。”都昌人别无选择，要么从这条路步入天堂，要么从这条路走向地狱。
   三藩之乱，瓷业格局大反转。
   “官搭民烧”对都昌人而言是机会，对景德镇的制瓷业却是灾难。
    明末御瓷烧造，或由工部，或由地方官，或派烧造太监，统摄不一。朝廷大量的御器通过“官搭民烧”“尽搭民烧”，对景德镇制瓷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上督陶官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屡出事故。如果再遇到天灾，激起民变也不足为奇。隆庆五年，正值兵灾、天灾之后，瓷工在饥寒线上挣扎，朝廷却强迫景德镇烧造御器十万余件，引发地方工匠罢工。万历二十五年，巡按方河以监委厂事，刑扑镇民，激起民变，放火烧了御器厂门场。一连串的民变致使景德镇制瓷业迅速衰弱。土著窑户纷纷关门歇业。都昌窑户往往没有定居下来，算是客寓，非浮梁纳赋当差之民，有钱赚则赚，没钱赚就逃归原籍，因此哪怕能糊一张口，就不会放弃。都昌人在苛捐杂税繁重的逆境中，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制瓷业的各个领域渗透得更深。倒是户籍在本地的景德镇人不堪重负，干脆靠山吃山，慢慢退出了制瓷业。
    之前，如果这里的土著窑户还能哭，那么到康熙十二年土著窑户哭都没有眼泪了。景德镇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三藩之乱后，景德镇几乎成了一片焦土。
    悲剧就是一种毁灭。悲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资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意志，也毁灭了土著人的地域优势和人脉关系，更主要是打破了土著人的传统垄断格局。格局打破了就要重新构建。
    至清初，都昌人已掌控了挛窑、满窑等关键行业。在技术层面，“都昌帮”已不逊色于土著窑户。都昌人在天灾人祸中泡大，更是善于随机应变。
    康熙十九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康熙在政治上实行“与休息、爱养百姓”的治国方略，恢复官窑，放松对民窑的控制。经济上，官窑和民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单纯、平等的经济关系，官窑对民窑的苛索大为减少。烧造实力上，官窑和民窑之间瓷器生产的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差距。官窑和民窑通过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民竞市”。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亚洲各地区间的瓷器贸易如火如荼。在国内外日益庞大的市场刺激和优质原料高岭土全面开放的情形下，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迅速恢复。都昌人再次蜂拥而来，重操旧业，反客为主。
    都昌人在此之前都是以宗族为团队，宗族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都昌会馆，行业分工也十分明确。
    1962年,江西历史学会启动了对景德镇制瓷业历史的调查，从明代开始，旅景都昌人先来4姓，继来24姓，再来48姓，共有70余姓之多。据都昌七姓宗谱所做的《都昌七姓宗谱所见明清以来殃殁葬景镇浮邑人数统计表》、《都昌四姓宗谱所见清代以来在景镇经营窑业（或泛言经商）人数统计表》来看，都昌旅景业瓷人数出现过四次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第二个高峰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第三个高峰在乾隆年间形成，第四个高峰在嘉庆到道光年间。都昌人旅景是以同姓同宗同族为单位，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波接一波，一浪压一浪，不断向景德镇的制瓷业发起集团式的冲锋。
    都昌人到景德镇，一般是先做佣工，然后积累资金和技术，转而成为窑户。在陶瓷众多行业中，大致可分为瓷土业、匣钵业、烧窑业（分柴窑、槎窑）、制瓷业（分圆器、琢器两大类）、彩绘业（旧称红店）、看色业、包装业以及为瓷业服务的其他行业。都昌人基本上控制了烧窑、圆器、满窑、挛窑、彩瓷（红店）、器匣等关键技术。
     四窑九会，垄断景德镇制瓷业。
    如果说都昌会馆是都昌人的联谊组织，那么四窑九会就是都昌人的行业管理组织。这两个组织，一个以乡情为纽带，一个以行规为准绳，对内拥有绝对权威，对外享有让外籍人敬畏的话语权。
    明末清初，柴窑兴起。都昌柴窑窑户组成了“陶庆窑”行帮，槎窑窑户组成了“陶成窑”行帮。之后，造古器业的业主组成“允成窑”，造灰可器的业主组成“裕成窑”。这四窑中，陶庆窑是行业中最高层次的组织，财大势大，独树一帜。民间流传，陶庆窑的总老板顶半个知县。民谣也说：坐着的浮梁县，站着的陶庆窑。之后，陶成窑、允成窑、裕成窑三窑又以经营大致相同品种的小业主和厂主为基础组成了“九会”，并冠以社名。即：脱胎器业的“玉庆社”，二白釉业的“永庆社”，四大器业的“同庆社”，四小器业的“义庆社”，饭闭业、酒令盅业的“合庆社”，满尺业的“福庆社”，七五寸业的“古庆社”，冬小器的“集庆社”，古器业的“聚庆社”。这三窑九会与陶庆窑并列，人又称四窑九会。四窑九会控制着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陶庆窑和陶成窑还在属下成立了保槎公所和保柴公所，配有武装丁警。
    清朝中叶，都昌有大、中、小窑户千余家，垄断了景德镇制瓷业，掌握了制瓷72道工序的绝对话语权。乾隆年间，景德镇名人郑廷桂《陶阳竹枝词》写道：“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嘉庆年间，浮梁县衙秘书龚铽的《景德镇陶歌》第一首便是：“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十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这时的四窑九会已不再是站在留住乡愁起点上的“草鞋帮”，而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景德镇瓷业朝多元化发展庞大的行业帮会。
    1924年至1949年景德镇有柴窑112座，其中都昌人有101座，占柴窑总数的90％以上，建国初，景德镇有人口19万人，其中都昌籍达10万人。
     大量外销，成为世界瓷都。
    景德镇自宋真宗御赐“景德镇”之后，一步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如果说明代以前景德镇是中国瓷都，那么到了清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瓷都。
    1603年2月，一艘葡萄牙商船“卡塔林那号”载满中国货物行驶在马六甲海峡。几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快船突然把“卡塔林那号”包围，发动攻击并迅速俘获“卡塔林那号”。荷兰人将船上数十万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震惊了欧洲，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了竞拍。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和商人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远东，投向中国，投向景德镇。景德镇渐渐进入制瓷快车道，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
    从葡萄牙人来华算起，三个世纪内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在欧洲登岸，另外还有巨额的瓷器销往东南亚各国。这些瓷器多数产自景德镇，绝大多数出自都昌人之手。瓷器的大量外销，使景德镇瓷业成为全球经济循环、东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中心。景德镇瓷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瓷业，而是早期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折射，以至于后来中国、景德镇、昌南与China出现了戏剧性关联。
    在明清两朝，都昌人从赤脚上岸到逐步占有景德镇制瓷业绝对份额，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经意间把景德镇推上了世界瓷都的巅峰，改变了一个世界。（徐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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