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另类”的老师们 （二）
另外一个震撼与说话的声音有关，最初同样比较负面，也是来自年轻老师们。我们当地说的是
都昌话，比较笼统，实际上一个公社与另外一个公社的话都不一样，甚至两个村庄中间只隔一条河，但发音可能完全不一样。本人不是研究语言学的，虽然乡音难改，但对其本质并无了解，以下是摘自百度的说法。
都昌话即都昌赣语，属于赣语昌都片，它保留了赣语的诸多共性，同时也不乏自身的特色。赣语昌都片以南昌话为代表，通行于江西的南昌市、新建、安义、永修、德安、星子、都昌、湖口和修水、高安、奉新、靖安、武宁、铜鼓的部分地区，景德镇市城区以及湖南的平江。
都昌在江西的北部,古代有“吴头楚尾”之说，因此都昌话受古吴语和古楚语的影响较大。都昌话保留入声韵尾，分尖团，保留全浊声母，无送气声母，大多数地方无撮口呼，声调多达十一个之多。西部的阳平、阳去、阳入分甲乙两个调值，东部北部只有一个甲调值，无乙的调值。南部无阳入乙， 归并阳入甲。西部的入声调较急促，都昌人会说西部的话音有些硬，其余地方相对舒缓一些，被说成“话要软一些”。
都昌县境内，除大港乡少数村庄(如大田、碾子湾等11个自然村)说河南话(居民民国间从河南迁来)，属中原官话范围，春桥乡部分村庄说赣语湖口话，属湖口方言以外，绝大多数乡镇都说都昌方言。都昌方言的语音复杂，旧志有“语不无吴楚驶舌之余音”的记载，今仍是江西最难懂的方言之一。都昌方言的疑问词语“么的嘎”(什么)远近闻名，几乎是人们认识都昌人的一个突出标志。
都昌各乡镇方言，亦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差异。其间以东西差异较大．南北差异较小。东部由大港、盐田至中馆、南峰、万户一带，韵母有撮口呼，没有辅音八声韵尾，古入声字今全部或部分并八舒声调类。而西部和中部则没有撮口呼，古入声字今读入声，等等。虽有这些方言差异，但各乡镇之间通话没有大的困难。如果按相近的程度再加以细分，东部可分三小片：大港、盐田和鸣山一小片，中馆、狮山一小片，南锋、芗溪和万户一小片，西部和中部可分五小片；都昌镇、北山、汪墩和七角一小片，多宝、
左里和
苏山一小片。北炎、春桥（部分）、
徐埠和张岭一小片，土塘、化民和杭桥一小片，周溪、西源、三汉港、阳峰、和合、大沙和大港一小片。在各小片中，县城都昌镇话在全县具有代表性。
由于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影响，都昌方言开始显现出向普通话[1]靠拢的趋势，但跟其他地方相比．变化很慢。
以上说法相当专业，我对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完全空白，因此没有办法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为什么都昌弹丸之地保留如此奇特的语言，是否保留某些远古的语言痕迹？拟或是我们的祖先从别的什么地方迁徙而来，虽然经过无数次融合，但依然保留原始的音韵特点？
比如，我们老余家的族谱记载都昌余姓一世祖的父亲是中唐时期从长安贬到九江当地方官的，他随父侍奉，后来父亲病死于任上，家贫没钱护灵返乡，于是葬父于九江，他自己来到都昌大塘（我的老家）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据说受到神的启示，诸如“遇藤下马，逢碳安家”之类。藤指紫藤山，距离我老家不远，现属谭姓；该山有些禁忌，因为据说是余姓一世祖的长眠之地，历史上两姓曾经发生过矛盾，后来似乎找妥协的办法，基本上相安无事。碳指碳家冲，古地名，后来叫薛家岭，实际上是我家后面的一座小山，大概曾经被分为九份，因此现在叫“九股山”。从这些地名来看，一世祖似乎是从汪墩方向过来的，而且有可能是从九江先到县城的。
大概一世祖与当时当地的早期居民相比文明程度高一些，可能还有经商的本领，因此很快变得非常富有；同时据载他性格豪放，慷慨好施，时人誉为“十万”，后世子孙尊称他为“十万公”，我们这一族堂号“十万世家”，人丁遍布于都昌、湖口、湖北、安徽、浙江等地。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比方说他曾经在地下埋了“九缸十三瓮”的金银珠宝，小时候我经常见到村里的一位长辈拿着锄头到处挖，金银没有挖到，倒是挖了不少瓦片之类的古建筑材料，而且分布范围非常广，因此我推测当年余姓人丁兴旺。为什么祖居之地现在余姓稀少，而外地却枝繁叶茂？估计是经历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可能还比较惨烈。因为有些传说有隐约的暗示。当然，这些传说只限于当地我们余姓口口相传，至少我从未见诸文献，因此多不可考。但正如各地的神话故事，历史上多少会又有些线索，可惜我不是学历史或考古之类，不然可以好好研究一番。
非常有意思，三十周年我与某余姓女同学一叙，居然是同一支的，按照排行她应该叫我“叔叔”，当年不知道，不然真要她尊称我几句，看她还“年轻气盛、眼高于顶”？按照传说，余姓是迁居都昌较早的，有所谓“先有大塘余，后有
都昌县”的说法，可能有自夸的意思，但多少应该有些根据。因此我猜想，都昌话是否含有唐时古长安（或新安，余姓郡望）的音韵？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而且非常不专业。尤其都昌其他姓氏，各有渊源，千万不要因为我粗浅的
分析而伤了乡谊。当然，假如有志者能够从语言特点出发考证到历史上人员的迁徙流边，肯定是功莫大焉。
外人可能觉得都昌话很奇特，甚至可能有些“土”，但我们还是非常有感情的。甚至在当地听到说普通话的，大家感觉还有些异样；特别是如果说普通话的人还是都昌人，有被别人视为异类的危险。当地流传一句谚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都昌佬打官话”，所谓“官话”就指普通话。当年，都昌二中的年轻老师们恰恰讲课说的都是普通话，当时我的直觉地把他们与初三语文课本鲁迅先生《啊Q正传》中描绘的假洋鬼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文明棍，但墨镜确实有老师带。
后来，我上
大学，不会普通话，没有人听得懂我的语言，甚至有同学开玩笑说我说的是外国语。这时我才感觉到年轻老师们的先见之明。再后来，我不仅说普通话，而且穿凉鞋时也穿袜子，有时头发还比较长，虽然不是为了另类，而是懒惰的缘故，似乎并没有遭到另眼看待。不仅我有了变化，整个社会似乎心态也相当平和。由此，我体会到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落后；文明首先是宽容，落后同样首先是不宽容。但最先步入文明的人会遭到曲解，甚至有某些危险，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意志力。说到这里，有点想对当年的引领时潮和风尚的年轻老师们说声对不起。
时尚归时尚，年轻老师们的教学还是非常认真负责的，相互之间还有些比较和较劲的意思，当然当时整个学校的老师都是朝气蓬勃、争先恐后的，年轻老师表现得更强烈些。记得胡老师是兄弟班的数学老师，多年后在县城见到他，他非常客气，要请我吃饭，虽然他已经转行不教书多年了，但回忆当时的短暂的都昌二中时光，充满了深情和激动。据他的回忆，当年高考，数学最高分是他们班的一位学生，而我得到的信息是我们班的我，师生为此还小有争执，但我现在觉得胡老师应该是准确的，因为我只是听别人说的，至于具体分数自己并不如老师那么关注。
总而言之，原都昌二中一群年轻的老师，当年他们风华正茂，非常亮丽，给我们带来了震撼。现在，他们应该都过50了，一些人继续从事教学的工作，大部分转行到其它岗位，所有人都干得风生水起，非常成功，作为一名当年的学生，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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