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暑天酷热的黄昏，你走了，带着与病魔抗争的满身疲惫，带着对文学的无限眷恋，带着六十年人生路程的遗憾，走得那样匆忙，那样无奈。
我是新世纪之初，在你的发现和启蒙下，才走上散文创作道路的。同在鄱阳湖畔的都昌县城里，我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从那时起，便有幸一次次聆听了你对人生的深层感悟，对文学的深刻剖析。你的每一次言说，都那样精彩动人，一直作用于我的生活和创作。回想起这七八年来与你频繁接触的日子，我常常任由泪水夺眶而出，抹之不去。
在我的书室里，有个微型录音机，里面装着一盒录音带，不经意地按下放音钮，迅即竟有你关于鄱阳湖文化思考话题的声音响起，赋有磁性般的质感。想起来了，这是三年前，你领着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开展一个传统文化搜救活动，谓之“小镇会议”的最后一次现场录音。不想在今天，这声音显得异常亲切、异常珍贵。
你一生以“大胆文章”、“锋芒作派”、“耿直个性”而著称，与你结识的人，无不被你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你的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自不必说的，还有一个令常人叹服的特点———能言善辩。许多就某些个话题被你辩服的朋友，常无欺地戏称你是“诡辩”，其实，这“诡辩”里，融合了你广博的知识、独到的见地和超常的人生智趣。你几番哲学观点的话语，常让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了一个集中的判定；你几句诙谐的调侃，总让尴尬的人们有了意想不到的顿悟。
录音机里的声音活灵活现，而更多的声音只有在记忆里寻找，也只有在回想中长存。２０００年的我，于文学还是一片空白，只是拗不过手痒，就写点东西过把瘾。这在我看来，写作似乎是一件挺简单的事。于是，你的案头便有了我的一篇篇稿子。你从散发着新闻气息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我对文学的那份热爱与执着，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文学大门之外总持张望的姿态，你开始了对我的关注，伴随着文学创作的深情点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从你的书中汲取文学的养分，先是《白色的女人》，继之《寒号鸟》，再后来是《看法》，看得懂我也看，看不懂我也看，我开始看到我的文字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薄纱似的嘴脸，正如你说的“新闻味一浓，文学味就淡”，“文学不是汉字的简单组合”。我开始注意到你的书中那些看似平凡的句子，为何能迸发出穿破迷雾的光芒；你那平实的篇章，为何能让读者产生对生命的层层沉思。我开始学着去谋篇布局、去寻找关怀人生的视角，不让夏天的风一来，雷声就炸响，往后便没有了余曲。你看到了我的变化，于欣喜中在你主办的《鄱湖文艺》报上连发我的散文，有一次还发了我的专版。
你说过，只有把文学当老婆来爱，当宗教来虔敬的人，才有所成果；你说过，作家是“磨”出来的；你说过，其他艺术门类可以有老师，而文学创作是没有老师可言的；你总结出作家三步曲：多读多思多写；……这些话也许别人都说过，而经过你的重构，吸纳了你的思维，就赋予了它的新意；也许别人说得更多更广更深，而通过你的口语风格一表述，通俗之中见深邃，浅显之间藏深刻。我对这些话充满敬畏。
其实，你的这些话都在你的文章中跳跃起伏着，只等读者的发现，文如其人矣。论年龄大小，你可以是我的父辈，可你从不倚大卖大，我曾因怎么称呼你有过短暂的困惑，“杨主席”、“杨老师”，都被你否定了，你说就叫“老杨”，或直呼名字“廷贵”都行。你在多年前赠给我一张励志字幅，落款处写的是“与邱林兄共勉”。你的谦恭让我洞悉了胸襟的另类含义。我们周围不乏拿文学做着功利交易之辈，你有话要说，“文学就是文学，不是敲门砖。”你同样对那些文学门槛没跨进就标榜自己多能的人，当面敲锣，对面槌鼓。你的这种作派，总让那些人不愉快，而你似乎又从未打算过修改自己。
想来，“小镇会议”是你从县文联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领着我等文学青年开展的一项文化访谈活动，你说，成功后出一本专集，书名就是《小镇会议》，那将是惊动县内外文坛的一件美事。我们着实忙乎了好些日子。“小镇会议”一路“开”下来，与其说是大文化的集纳，还不如说是你才华的又一种形式的展现。当“会议”开到三十次之多，整理出来的正稿达二十万字时，你来了个急刹车，重新回头审视它，你以你对文学的把握和对文化的深思，看出了其中明显的不足，觉得沉淀一段时期再作内容和形式的调整，成为理想中的必要。一摞书稿，一分倾注，正如你的一句话：要做，就要把事做好。
你走了，走在了你正在劲跑的人生途中，走在了你为之奋斗的文学路上。我们将在追思的长河中永现你长发飘逸的英俊身影，在你的文学作品里感悟时代良心、作家大爱。
斯人已去，留下的不仅有这些沉甸甸的书稿，还有那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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