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然是县作协副主席詹双喜介绍给我的一位文学新友。他说他一直在网上写作，点击率还很高，可惜我至今还未曾上网，认识他就晚了许多。
接过余明然递送过来的他的文学作品专集打印稿时，心里颇为惊奇。在如今开放的时代，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冒出了一位作家来。何况都昌的这块土壤，历来重文，当代在写作方面也很出了些人才，诸如摩罗、张闳、张拧、赵青、陈玉龙、詹文冠、陈永林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代人标志性的存在，从纵横两个层面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是故一不小心，就有人写出书来了。我想余明然的崭露头角，也不外乎这些原因。
人做什么事，都需要找到说得服自己的理由。余明然告诉说，为生计所迫，他一直兼做着生意，工作之余的消遣就是打牌，打着打着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就上网了，就恋上了写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说写作让他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生命中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日子就过得有意义了，就有着不断令自己兴奋的心里期待。他还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出来的，都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
我于是很认真的读进了他的《心路弯弯》。
我的第一感觉，是余明然的文字语言不错，是下过功夫的。语言其实是文学作品的第一生命。在汉语言领域，我国古来的名篇佳句，无不是方块字的奇妙组合。它同时还特别讲究音乐的节律，且不说唐诗宋词元曲之类，就连《古文观止》里的诸多散文，读来同样的琅琅上口，让你禁不住跟着它的节奏摇头晃脑起来。针对当下社会用语的日益粗砺，和故意的陌生化，有识之士提出了“书本朗读”的建议，我想这除了有“把根留住”的用意外，还在于提醒今人如何正确地使用汉语。对作家而言，文字语言的掌握尤为重要。很难设想，一个遣词造句都成问题的人，会写出好文章来。
余明然的文字语言特点的形成，大约来自两种养分，一是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阅读，二是对当代社会用语的吸纳。最见功力的是他的诗歌，无论其用了旧体，还是自由的长短句式，其语言都十分得体到位，精炼简约，且余音袅袅。在我的见识里，有人把旧体诗词写得古板，其自由诗也让人读出了生硬，想是在中外文学名著的阅读与学习方面“差一灶火”。把这种长处延用在散文的写作上，余明然还不是十分的得心应手。譬如他的那些写景状物的短章，读来颇有古代散文的遗韵，但不免刀斧痕迹。然则他的纪实体散文，少了些咬文嚼字，多了些真情实感，便好得多了。原因在于他使用了大众习惯的另套话语系统。现代语言的口语化叙述，若蘸足了情感，同样能写出好东西来。只是这两种语言形式，余明然还不是揉合得天衣无缝。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文字。然而文学作品讲求意境，忱于思考，不是某种词语的简单堆砌，要给人以启迪或愉悦之类，仅仅写得流畅、说得痛快，怕是不行的了。写作中，让许多人犯难的，是动笔之初，自己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些什么。这其实是一个作者对于情怀的向度把握问题。事实上，不管我们思考得多么深刻，也不管什么时侯，自己突然惊喜地发现了某个所谓真理，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你到底同情什么，悲悯什么，憎恶什么，又不屑什么，然后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淋漓的渲染，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思想定位上，余明然又有两个“选项”，即一是塑造好人，二是保持人生的积极态度。在这两者中，我最为心仪的，便是对好人的推崇与颂咏。好笑的是，人们往往在把人间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进行讴歌时，偏偏忽略了“好人”的永恒意义。纵观古往今来（也无论中外）凄美的爱情故事，都一律的表达了对无辜与无助的好人——某对饮食男女的深切同情与悲悯。爱情本身其实只是文艺的一种“媒介”而已。例如，希特勒在自杀前夕举行婚礼，但没有人把这个战争疯子的所谓爱情进行过美化；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在人类生活中，最深刻奥妙的所谓思想，就是最简单朴素的道理。当代的许多作家写了爱情的诸般无奈，和它的颠三倒四，是源于对真爱的失望，也是对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好女人、好男人的企盼。惟其如此，文学作品就应当发挥其创造的天性，塑造出人们想望中的好人来——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些许的阳光，也潜藏了希望。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关键在于创造（多在宗教、艺术、文学门类）。
余明然在他的散文以及小说中，无一例外的表明了对‘好人“的钟爱与赞美。他在文章里所描述的无论是船工憨二，还是剩生伢叔，还是荞麦师傅，还是昭忠老倌……这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都有令人感动之处，都让读者的情感倾向有了趋善的升华。倘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血肉再丰满些，给人的情感冲击可能更具震憾力的。
乡下有句老话，说有些人“杀猪不在行，破猪在行”。是比喻一个人自己动手做一件事情很难，袖手一旁说闲话容易。行文至此，我担心自己也成了那样一种人。于是，对于自己上述的一些说法，把握不准，心里就有些忐忑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对某个事物的理解，一百个人的眼里，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
（作者 杨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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