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遇炳县长——我终生铭记的救命恩人 [复制链接]

   鄱阳湖水，五十年涨落不息，冲刷着岁月的痕迹，却从未淡去1972年那个寒冬的记忆。那一年，我七岁，一场凶险的败血症如索命阎罗，险些将我从父母怀中夺走。是时任都昌县革委会主任的周遇炳同志，以一颗赤子之心、一份为民担当，将我从死神的手中硬生生拉回。如今我已年近花甲，每当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依旧会红了眼眶——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恩情，早已沉淀为我生命中最厚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鄱阳湖畔的生死征途
  1972年的都昌县和合乡双峰庵前村，裹挟在集体经济的浪潮中，家家户户都在为生计奔忙。我们家就安在鄱阳湖畔，门前那条泥土路，随季节更迭，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深陷。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一辈子谨小慎微，把集体的帐目做得毫厘不差；母亲自土改时便担任村妇女主任，虽只有小学文化，却凭着一股泼辣干练，将村里的妇女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彼时，家里兄妹四人的吃穿用度全靠父母挣工分维系，一年到头，唯有除夕的餐桌上才能见到几片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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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十二月，鄱阳湖的水退到了老港，寒气刺骨，大地万物尚未苏醒。我起初只是偶有咳嗽，母亲以为是风寒侵体，便到田埂上摘了枇杷叶，煮水给我喝下。谁也未曾料到，两天后，高烧骤然袭来，体温一路飙升，浑身烫得如同烙铁。村里的赤脚医生诊断为“重感冒”，打了一针青霉素，开了几片退烧药。可药效一过，高烧便卷土重来，且愈发凶猛。我躺在床上，意识渐渐模糊，胡话连篇，手脚抽搐不止，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微弱。
  母亲抱着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遍遍地唤着我的小名。父亲蹲在床边，猛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紧锁的眉头。“不能等了，送县医院！”父亲掐灭烟锅，声音沙哑却斩钉截铁。可在那个年代，村里没有任何机动车，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那辆祖传的人力推车。
  父亲用布条将我牢牢绑在推车上，母亲则在一旁扶着我的腿，夫妻俩就这样，一个弓腰推车，一个小跑搀扶，往二十多里外的县城赶去。如今看来半小时的车程，在当年，却是一条生死攸关的征途。父亲的脊梁弓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汗水顺着他的脸颊、脊梁滚落，将粗布褂子浸得透湿，紧紧贴在背上；母亲跟在旁边，鞋子一次次陷进泥里，拔出来时带着沉甸甸的泥疙瘩，却顾不上片刻停歇。路上遇到熟人问询，母亲只能哽咽着丢下一句“孩子快不行了”，便匆匆跟上父亲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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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趴在颠簸的推车上，迷迷糊糊中，能清晰听到父亲粗重的喘息声，能真切感受到母亲的手一直在颤抖。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被狂风裹挟的落叶，随时都会飘向未知的深渊。不知走了多久，县城的轮廓终于在视野中浮现，而父亲却再也撑不住，推车的手一软，连人带车险些栽倒在路边。
   二、绝境中的一线微光
   好不容易挪到都昌县人民医院，父亲累得瘫坐在急诊室门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则抱着我，跌跌撞撞冲进诊室。医生立刻投入紧张的救治，量体温、测血压、抽血化验，一系列检查下来，诊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等待结果的几十分钟，对父母而言，却像一个漫长的世纪。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父亲则在走廊里焦躁地来回踱步，每一步都踩得人心慌。
   “孩子得的是败血症，情况非常危急，必须马上住院，用足量的抗生素治疗。”医生拿着化验单，表情凝重地说。“败血症？”母亲愣在原地，这个陌生的词汇让她瞬间慌了神，连忙追问：“医生，这病能治好吗？要花多少钱？”医生叹了口气：“能不能治好，要看后续治疗情况，但住院费、医药费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得尽快准备。”
   母亲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皱巴巴的五块钱——那是家里省吃俭用攒下，准备给父亲买新锄头的钱。五块钱，在当时连一支进口抗生素都买不起，更别提漫长的住院治疗了。母亲抱着我，在急诊室的走廊里无助地徘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则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沉默得像一尊石像。夫妻俩就这样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眼睁睁看着我日渐虚弱，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母亲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周遇炳！我去找周遇炳县长！”母亲说，土改时期，周遇炳同志还是区里的干部，经常到村里蹲点。那时她刚当妇女主任，什么都不懂，是周遇炳手把手教她组织妇女开会、统计人口、分配田地。他毫无官架子，与村民同吃同住，田埂上、晒谷场边，总能看到他和村民们促膝长谈的身影。后来周遇炳同志升任县长，母亲便再也没见过他，但这份共事的情谊，却深深烙在了她心里。
   “人家现在是县长，哪有空管咱们这芝麻绿豆大的事？”父亲语气中带着犹豫和不确定。母亲却咬了咬牙，眼神坚定：“为了孩子，就算是跪，我也要跪到他面前去！”说完，她将我托付给父亲，揣着那仅有的五块钱，一路打听着，朝县政府的方向奔去。
   三、县长的担当与温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都昌县政府，还是几排朴素的青砖瓦房，门口的哨兵身着整齐的军装，身姿挺拔。母亲走到门口，心紧张得像要跳出嗓子眼，她深吸一口气，对哨兵说：“同志，我找周遇炳县长，我是他土改时的老同事，有急事求他帮忙。”哨兵上下打量着母亲——她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裤脚还沾着泥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县长正在开会，你有预约吗？”哨兵问道。母亲急得快要哭出来：“我儿子在医院快不行了，等着救命，求你行行好，让我见他一面吧！”
   或许是母亲的急切与绝望打动了哨兵，他犹豫了片刻，转身走进了办公楼。没过多久，哨兵出来说：“周县长让你进去。”走进县政府大院，母亲的心跳得更快了。推开办公室的门，她看到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头发已有些花白，脸上却带着温和的笑容——正是周遇炳同志。
  “詹菊花？怎么是你？”周遇炳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母亲，连忙起身让座，还亲自给她倒了一杯水。母亲一见到他，紧绷的神经瞬间崩溃，眼泪汹涌而出：“周县长，求您帮帮我，我儿子快不行了！”她哽咽着，将我生病的经过、医院的诊断结果，以及家里没钱治病的困境，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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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遇炳同志的脸色渐渐变得严肃，他皱着眉头，认真地听着每一个字。等母亲说完，他立刻站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走，我跟你去医院！”母亲当时完全愣住了——她后来才知道，那天周遇炳同志正在主持全县水利工程推进会，大港水库的渠道开挖正到了关键阶段，参会的都是各乡镇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可他二话不说，便放下了手头至关重要的工作。
   赶到医院后，周遇炳同志径直走进医生办公室，紧紧握着主治医生的手：“医生，这孩子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全力救治。医药费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来担保，后续的费用我会协调解决。”医生见县长亲自担保，悬着的心也落了地，连忙说：“周县长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随后，周遇炳同志又跟着母亲来到病房。那时我仍在昏迷中，脸色蜡黄，嘴唇干裂起皮。他走到病床前，俯下身子，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又细心地掖了掖我的被角。“詹主任，别太担心，孩子生命力强，有医院的精心治疗，肯定能挺过来。”他转过身，语气温和地安慰母亲，“要是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去县政府找我。”母亲看着他，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终只化作一句“谢谢周县长”，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四、病房里的温暖牵挂
  在医院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日理万机的周遇炳同志，竟抽时间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穿着一双沾满泥土的胶鞋，裤腿上还挂着草屑，一看便知是刚从水利工地上赶来。他走到病床边，拉着母亲的手，细细询问我这几天的情况：“孩子烧退了吗？能吃东西了吗？”母亲说我已经能喝点稀粥，意识也清醒了不少。周遇炳同志听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苹果递给母亲：“这是我爱人从家里带来的，给孩子补补营养。”那时候，苹果是稀罕物，母亲推脱着不肯要，可他硬是塞到了母亲手里：“给孩子的，别推辞。”
   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带来了一小袋奶粉和一包红糖，说是托供销社的同志特意买的。“知道你们家困难，这些东西给孩子补补身子。”他一边说，一边径直走向医生办公室，详细询问我的治疗方案和恢复情况，反复叮嘱医生：“孩子还小，用药一定要谨慎，有任何情况随时跟我说。”临走时，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塞给母亲：“这钱你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别省着。”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收，周遇炳同志却故作严肃地板起脸：“这钱是给孩子的，你要是不收，就是不把我当老同事。”母亲没办法，只好收下——那二十块钱，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周遇炳同志的关怀下，我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刚开始，我每天要打四五针，手臂和屁股上全是针眼，疼得我直哭。母亲就抱着我，一边给我吹着针眼，一边在我耳边轻轻讲着周县长的故事：“崽啊，你要记住，是周县长救了你的命，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渐渐地，我能下床走路了，也能正常吃饭了。当医生说出“可以出院了”这句话时，母亲抱着我，激动得泣不成声。
   出院那天，父亲特意从家里赶来接我们。母亲抱着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去县政府给周遇炳同志道谢，可父亲拉住她说：“周县长那么忙，咱们就别去打扰他了，这份恩情，咱们记在心里就行了。”母亲想了想，从包袱里拿出一件她熬夜织的毛衣——那是她用积攒了很久的毛线织的，原本想给父亲穿，后来改成了小尺寸。“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亲手交给周县长。”母亲把毛衣叠得整整齐齐，小心翼翼地放进包袱里。
   五、半个世纪的感恩传承
   后来我才知晓，1973年2月，周遇炳同志已卸任都昌县革委会主任职务，调任九江地区工作。即便如此，他依然将一个普通村民的困境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那时我年纪尚小，还不懂得“人民公仆”这四个字的千钧分量，直到后来保送上大学、参加工作，才渐渐明白，周遇炳同志身上那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担当，正是一名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
   从部队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报社工作。报到的第一天，我便托县里的战友打听周遇炳同志的下落，一心想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可那时候通讯不便，加上他后来又调动过几次工作，我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每当遇到从九江来的同事，总会下意识地问起他的情况。
   直到数年前，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我偶然听到有人提起周遇炳同志，说他退休后回到了老家养老，身体还很硬朗。我当时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驱车赶往他的老家。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可精神头依旧很好。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提起1973年在都昌县人民医院的那段往事时，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拍了拍我的手：“哦，我想起来了，那个生病的小娃，没想到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眼眶瞬间湿润：“周县长，谢谢您当年救了我的命。要是没有您，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您的恩情。”他却摆了摆手，笑着说：“这有什么好谢的？我是党的干部，为老百姓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时候看到你母亲那么着急，我怎么能不管呢？”
   那天，我在他家里待了很久，听他讲起在都昌工作的那些岁月——他说，最让他骄傲的，是带领群众修建了周溪圩堤和东风圩堤，让鄱阳湖畔的万亩良田免受洪水侵袭；是组织群众在荒山坡上种植杉树，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绿色银行”。“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办点实事、好事。”他的话语朴实无华，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我的心里。
   临走时，我把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孩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要。当年我帮你，不是为了图回报，就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你现在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六、结语：让恩情与精神永续
   如今，每当我漫步在鄱阳湖畔，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与岸边丰收的田野；每当我路过都昌县人民医院，想起当年那间简陋的病房，周遇炳同志的身影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当年那声掷地有声的“我来担保”，不仅救了我的命，更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为民”的种子。
   参加工作四十多年来，我始终以周遇炳同志为榜样：在岗位上，我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工作，不敢有丝毫敷衍；在生活中，看到邻里有困难，我总会主动伸出援手。我常对子女说：“我们家欠周县长一条命，这份恩情不能忘，他身上那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精神，更要一代代传下去。”
   周遇炳同志，我终生铭记的救命恩人！您用一次毫不犹豫的担当，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用一份朴实无华的温情，温暖了一个普通家庭半个世纪。这份恩情，我会永远珍藏在心底；您的精神，也将成为我家族血脉中永不褪色的印记，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做一个正直、善良、对社会有用的人。（乡土拾贝 詹国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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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手:本文作者系列文章内容描述的主人翁几乎都是不一般的人物，不是这“长”、那“长”，就是这“家”、那“家”，很少平民百姓。「一些作家倾向为那些在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立传，（似乎对社会地位有着一种隐秘的向往和认同，仿佛这样自己也能沾光），而对那些默默无闻、为生 .. (2025-10-13 07:27) 

体制内的人写体制内的事很正常，我是农民，也只能写农民，农村。贾平凹，路遥只能写陕西，莫言也是写山东，每一位作者都会受到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每一个矛盾奖获奖者大都写自己家乡。

        

本文作者系列文章内容描述的主人翁几乎都是不一般的人物，不是这“长”、那“长”，就是这“家”、那“家”，很少平民百姓。「一些作家倾向为那些在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立传，（似乎对社会地位有着一种隐秘的向往和认同，仿佛这样自己也能沾光），而对那些默默无闻、为生活拼搏的平民百姓却吝啬于留下只言片语。平民百姓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在工厂里挥汗如雨的工人、在街头巷尾奔波的小商贩，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构建了社会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周遇炳    男,汉族,江西省都昌县人,小学文化,1929年11月出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1月起,先后任汪墩区干事、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组织员、汪墩区委书记。1955年9月起,任都昌县委农工部部长、县委常委、副县长、中共都昌县委副书记。1968年3月起,任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都昌县委书记、中共九江地委副书记;1971年5月至1985年,当选为中共江西省第七届代表、省委候补委员。1973年10月,任吉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吉安地区水电局局长;1974年10月至1976年12月,任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91年3月退休。2001年5月逝世,享年73岁。【都昌县人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