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参加工作，先在北山区当通讯员后调县，先后在生产办公室、土改委员会、县委农工部工作过。开始接触广播工作是在1954年。
50年代初，都昌的广播是靠一部铁壳干电池收音机在县委宣传部内由熊复发同志负责收听，抄写每天的中央和省级电台新闻节目。1954年调我协助熊复发同志的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广播生活，没想到一干就是40多年。那时中央和省台的新闻都是每天早中晚一字一句播出来，我们边听边记录，然后由我们抄送县委、县政府领导看或在简报登出来。后来人们把我们这段时间的广播工作叫做收音站。
1955年根据县委决定，在邮电局（当时邮电局设于东街王家祠堂）借了一间房子，由熊复发和我负责筹建有线广播站，我具体承担机务工作。当时我并没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县委便安排我去湖口学习技术。县委、县政府对建站工作非常重视，拨了一批资金购买了广播机、发电机和喇叭等材料，不久组织上又调余德英（女）任播音员，胡振标协助我搞机务，仅4个人。1956年我们广播喇叭终于在县城内响了起来，虽然只有10只高音喇叭，但却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为了每天早上准点播音，天还没亮我们就要起床发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曲响彻整个大街小巷。从此，每年的正月初一，县长也可以在广播里向人民拜年了。
1957年开始筹办乡级广播，那时乡级的广播是利用电话线来传输广播讯号的，到1958年搞大跃进，县委要我们实现村村通广播，由于大队没有电话线，针对这一情况，县委、县政府又研究调进一些人员，并拨款购买了一批铁丝，请邮电部门帮助，架设公社到大队的有线广播线，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日没夜的在乡下跑，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架通了大队级的有线广播。
到1959年，全县就基本上实现了大队级通广播，甚至有些村，部分社员家里都架了广播。人们高兴地说，坐在家里能知天下事真好。当时全县的喇叭总在3000到4000只，不过多半是舌璜喇叭，也有些高音喇叭，但每只喇叭都过了我的手。由于我毕竟只读了两年私塾，对搞广播更是外行，为了工作，我只有狠下功夫去学，如架广播线，立杆测量等工作，我都是向邮电部门的技术人员学来的，他们在外架线爬杆我就跟着学，就这样学会了一些架线的技术。县城内有的喇叭不响，我就带上工具包去检修，技术也就摸索出来了。不管天晴下雨，春夏秋冬我都能很及时地把喇叭修响。我最怕登高作业，每次上杆我都是爬楼梯。
有一次在县医院门前电厂架设的电灯杆上修喇叭，一不小心被电触了下来，跌在地上昏迷了好半天，幸好没有死，但在衣服上烧了一个大洞，右手也被击伤了，至今还留了个伤疤做纪念。出了这事后，我决心一定要学会爬杆，每天早上我都戴上脚扣学爬杆，由低到高，经过半个月的苦练，我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毛病，学会了爬杆。
广播初期，因没有电，每天的广播要由自己发电，因为人员少，我又负责开广播机，还要负责发电，为了不误事，我总是只小闹钟放在床头上，每到四点半闹钟一响就起来，先发电，后开广播机。发电我也是无师自通的。一次，发电机发动没多久就停了下来，我左摇右摇就是发不动，广播时间快到了，心里发急，想起平时听到人家说冬天机子发不动就在气缸内加一些汽油。可没想到机子是热的，就不能加汽油，我当时并不懂，就往热气缸内加了一些汽油，这下不好，火着起来了，把我的面部全烧起了泡。我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火灭了，再到医院门诊部看了一下，随便开了一些药，第三天就带上工具包上班了。
两次生命危险，并没有使我灰心。为了搞好都昌的广播事业，我不懂就学，不知吃过多少苦，跑过多少路，爬过多少根电杆。可以说，全县每一个乡，每一个大队，每个自然村，甚至不少农户家中都有我的脚板印，我的心，我的一生都放在广播事业上。以前我单身，没有结婚，吃住都在站里，每年过时过节我都没有回过家，甚至连过年我也没回家同家人在一起吃过年饭，只是初一去一下家就立即赶回站来发电和开广播机。
广播是我钟爱的事业，我在广播站待了一辈子没挪窝，一直干到了退休，我把全部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都昌的广播事业。（乡土拾贝 余祖发）
本文来源：《难忘的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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