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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3-02-19

牙医之乡的草根史
徐观潮

都昌和合人詹菊生创办的上海茂菊口腔医院医生正在做植牙手术

20世纪80年代走村串户的牙医
    乱世是创造英雄的历史，盛世是成就草根的时代。⸺题记
    穷山恶水出“怪才”
    鄱阳湖北岸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她的名字叫都昌。且不说其东方百慕大、候鸟天堂、洞天福地，不说都昌人明清五百年塑造了一个景德镇，就是随便指一处穷乡僻壤，其间的故事也无不让人惊叹。
    在离都昌县城以东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和合乡，属滨湖丘陵，面积仅34平方公里，却住着近三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八百多人。人均水田面积不到两分，旱地不足四分，山林不足三分。和合沿湖有“十八咀、十八弯”，其“咀”和“弯”与浩瀚的鄱阳湖“唇齿相依”。这种“亲密”关系在江南多雨的春夏并非幸事，一次“亲密”足可以让本已少得可怜的耕地颗粒无收，让和合人背井离乡。人常以“鱼米之乡”来赞誉鄱阳湖周边的地方，却不知在过去水患频发的日子里，鄱阳湖边的女人最怕以鱼做菜，挤不出一滴油的铁锅遭遇活蹦乱跳的鱼有多尴尬。在这样的穷山恶水里要找一条活路实属不易。
    然而，和合人不仅找到了活路，还一代人比一代人活得滋润。和合人的活路在自己的脚下。和合多手艺人，每到灾荒年景，都不约而同地离家谋生。
    元朝，改乡为都，都昌置49都，和合之地为二都，一直沿用至民国。历史上原没有和合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设平塘、双峰、桥岭、滨湖四乡，之后四乡合一，取名“和合”，寓意“大和大合”。这次更名不仅仅是一次名称的改变，而是从骨子里改变了和合人。在苦难中挣扎的和合人其实比取名的人更能体会“和合”的生存意义。
    一位叫詹竹林的和合乡老者告诉笔者一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和合的手艺人常常联合起来外出“做青山”。“做青山”就是联合起来的木匠、桶匠、篾匠甚至还包括石匠、铜匠、铁匠到山里去将别人整座自留山买下来，自砍自伐，将树木、竹子制作成各种家具和日常用具，再卖到供销社。木材在石匠手里可以盖房子，在铁匠手里可以做农具，在铜匠手里能做工艺品。所谓手艺不误，手艺不富。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却能换来几家温饱。
    无独有偶，在这同样的年代，和合还突然冒出一群“牙医”。有人说有几千人，有人说有上万人，钱也赚得让人眼红。一群农民居然成了“牙医”，的确匪夷所思！
    用铜匠的工艺造牙
    为追踪这一段历史，我通过很多转折关系找到了和合乡七房村一位老人，他叫詹喜助。据说，他是那个年代“牙医”的“原始天尊”之一。
    七房村分南北两头，有三千多人，拥有一个大湖湾。詹喜助住在北头的一栋四层的小别墅内。老人有七十多岁，仍然是浓眉黑发，胖墩墩的脸上白白净净，没有一点风尘的痕迹，倒是他蹒跚的步履和几根长长的寿眉暴露了他的年龄。老人与我聊天总是乐呵呵的。老伴在外屋打麻将，急着要外出，几次骂骂咧咧闯到后屋让他去顶替，也没见他发脾气，只是回以乐呵呵的笑声，弄得老伴哭笑不得。
    聊起当年做“牙医”的经历，詹喜助说那就像昨天的事。七房村人上半年种田，下半年到湖里捕鱼，看似忙忙碌碌，其实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詹喜助15岁跟人学“打铜”（铜匠）。说是打铜，除了打造铜制品，也做生铁补锅，打银手镯、颈项圈之类的首饰。他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因为种田捕鱼苦，才去打铜，没想到打铜更苦。一是铜匠担子不轻，一头风箱一头铁砧，还有熔炉和其他工具，人称背在背上的“香火祖宗”。二是在外风餐露宿，饱一餐饿一顿，与乞丐无异。1973年，也就是他大女儿出生那年，赶上“破四旧”，他的“香火祖宗”被当成“四旧”收缴了。詹喜助趁机丢了这门手艺。
    在家混了几年，朋友老熊邀詹喜助去“做牙齿”（镶牙）。詹喜助说，俺哪晓得做牙齿。老熊说，会打铜就会做牙齿。詹喜助听老熊说明原委后，便笑呵呵地随老熊做牙齿去了。
    牙齿的功能除了切咬、咀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持面部外形和辅助发音。脸部美丑，牙齿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才有了口腔医学美学。中国人是最早懂得牙齿在人体美中的作用。《诗经》有云：“齿如瓠犀”。西周《礼记》云：“鸡初鸣，咸盥漱。”汉·焦赣《易林·小畜之大有》曰：“金牙铁齿，西王母子。”唐·李峤《贺圣躬新牙生表》亦云：“《易》有四营，金牙为寿考之象。”中国人用象牙、兽骨刻成牙, 用铜丝或肠线结扎在真牙上修复缺牙,其方法比欧洲要早几个世纪。中国古代口腔医学也有四大发明：银汞补牙，蟾蜍术杀牙髓神经，唇裂缝合和牙刷。
    口腔是一门学问，牙齿是一个人的“门户”。一个农民走进这座门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招摇撞骗”的疯狂
    镶牙主要是包牙和补牙，也兼拔牙。包牙纯属为了美观，黄金包牙为上乘，白银包牙次之。金牙银齿原属富贵人家的专利，镶牙流入民间，亦有少数头面人物效仿，以示身份。用不起黄金白银，便用黄铜。然而黄铜容易氧化变色，不久就变成黑牙，徒增笑料，包牙的人便少了。后来有类似于黄铜的合金出世，包牙不但不变色，且越用越明亮，包牙才真正成为民间一种时尚。补牙是用制作好的牙粒填补半空缺和空缺的牙齿，再用钢丝挂靠在左右两侧的好牙上或牙套上，因为价格原因，殷实人家才偶尔用之。拔牙就是拔掉龋齿。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人多为之。
    镶牙的担子比打铜的担子要轻便得多。一个用于磨牙的脚蹬车（马尾车头），踩蹬踏板，带动轴承和小钻头快速转动，摩擦修整牙齿。还有锤子，铁砧，拔牙钳，一个带风箱的炉子。用的材料也很简单，牙粉、牙龈粉或自凝粉，黄铜抑或类似于黄铜的合金，又称“黄金片”，钢丝、棉絮等物件。那时的农村还很穷，黄金基本不用，白银也用得极少，成本太高，所以一般不用预备。
    我提到詹喜助做牙医的往事，他第一句话便是，那都是招摇撞骗。其实听完他的一段历史，觉得也不尽然。有了打铜功底的詹喜助，塑物造型自然不是问题，稍加点拨，包牙和补牙便得心应手，反而是拔牙让人捏了一把汗。拔牙没有任何医学防范措施，就是用拔牙钳夹住龋齿，像拔一颗钉子。拔完了，再用棉絮塞在空缺处，便算了事。即便是牙龈大出血，也是一走了之。有时还拔错牙，龋齿没拔，却拔了好牙。那时候的老百姓还真是纯朴，对任何人的过失都能包容。
    20世纪70年代末，詹喜助与老熊到了星子，一群男女正在栽田。老熊冲田畈里吆喝，镶金牙。生产队长问，多少钱一颗？老熊说，如果镶的人多，算你两块好啦。田里的男女以为捡了个便宜，都蜂拥而来。詹喜助与老熊在田塍上没花到半天时间，便赚到了五十多元钱，相当于一名机关干部一个月的工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詹喜助又学会了做瓷牙。在萍乡，他替一个香港人补一颗瓷牙。詹喜助花半个小时补好了。香港人让詹喜助说价钱，詹喜助伸出一根指头。香港人便往摊位上丢了拾元钱，詹喜助没作声。香港人见他不吭声，又丢了拾元。詹喜助仍没作声，香港人继续丢钱。如此往复十余次，香港人问，够意思吗？詹喜助说，足够了。后来，詹喜助又为萍乡一名记者补了一颗瓷牙，没想到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在《萍乡日报》上发表了。自此，詹喜助所住的萍乡旅社便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詹喜助在萍乡旅社一住就是三年。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和合人镶牙通过师傅带徒弟，或兄弟姐妹、邻里、宗亲、朋友之间连师徒都算不上的帮带，走出了一批“做牙齿”的人。虽然没人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但他们毫无疑问为后来的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黑摊惹来灭顶之灾
    和合人镶牙起源于铜匠可追溯到清朝中叶，有名有姓的手艺人亦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合乡畈上杜家杜明华在九江市四码头开镶牙店，生意就非常红火。和合乡上湾熊家熊金寿、熊贤为是20世纪40年代景德镇有名的镶牙艺人。熊金寿还从用烘炉烧制瓷器中得到启发，用高温烧制金属牙、金属牙套或用造牙粉烧制本色牙齿。
    和合人做牙齿原是当作一门手艺，并且是一门一学就会的手艺。然而，他们一直在触碰尚不规范的医疗市场底线而不自知。他们走南闯北，穿梭于城乡，拔牙、洗牙、补牙、牙齿矫正修复，甚至还种植牙齿。摊位铺开，一声吆喝，吃五谷杂粮的人，谁的牙齿还没个毛病？只要能赚钱，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中国这么大，只要不走同一条路，谁能找到他们？
    还真有能找到他们的人，谁？还是记者，并且是级别不低的记者。黑摊、无证黑牙医和医疗事故频繁被媒体曝光，有的甚至触犯法律被依法处理。和合“牙医”成了过街老鼠。
    和合的名声臭了，和合的“牙医”也销声匿迹了。
    夺胎换骨东山再起
    沉寂了多年的和合“牙医”去哪了？和合乡政府分管这项工作已有十多年的郭明心给了笔者一组数据，数据来源于前几年乡政府的一次专门调查。
    和合乡有12个村委会，农业人口29555人，在口腔产业的就业人数是7955人，其中超千人的村有两个，滨湖村1093人，黎明村1066人。从事牙科产业链的主要类别有义齿加工、齿科耗材、口腔医疗器械、牙科医院、口腔门诊、从业人员培训。就业人员分布的主要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南昌、苏州、东莞、绍兴、宁波、无锡、常州、佛山、江阴、普洱、杭州、长沙等几十个城市。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几个信息，一群洗脚上岸的农民不再走乡串户、摆摊设点了，而是堂而皇之进了城，而且是大城市。他们不再漫天要价赚昧心钱，而是光明正大办起了口腔医院、口腔门诊、口腔医疗器械和耗材企业，成了老板或者白领。詹喜助告诉笔者，仅七房村开口腔专科医院的就有十多家，办口腔门诊的有几十家。
    他们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刘志杰、詹菊生和熊志刚三人。刘志杰， 40多岁，黎明村人，注册成立了“北京维尔口腔连锁医院”，总部在北京，下设北京6家、上海2家、武汉1家共9个连锁医院，年收入超千万，资产过亿。詹菊生，60余岁，黄金村人，注册成立了“上海茂菊口腔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有8家、杭州3家茂菊口腔分公司，年收入数百万，资产过亿。熊志刚，30多岁，上湾熊家村人，在上海设有19家口腔医院或牙科门诊部，年收入数百万元，资产数千万。据不完全统计，和合从事牙科产业年收入超百万者10余人，年收入50至100万元者百余人，年收入20至50万元者300余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者超千人。
    什么力量让和合人在十多年内便脱胎换骨了？除了那并不干净的“第一桶金”，还有什么？答案还得从詹喜助这样的农民身上去找。首先是当过一回“过街老鼠”的和合农民良知觉醒了。这也是为什么詹喜助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都敢于坦诚相见，他的过去就是“招摇撞骗”。其次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了中国农民的远见卓识。很多伟人和社会精英都是农民的儿子。詹喜助还没有成为“过街老鼠”之前便大病了一场。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去学口腔专业。现在他大女儿、女婿在北京开了两所口腔专科医院，儿子在北京开了一个口腔门诊，小女儿、女婿在长沙开口腔专科。和合“牙医”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上大学首选专业就是口腔专业。再次就是和合几代人都在走“和合”之路。他们遇到难处，相互帮助，同舟共济。有的人自己没证，就请有证的来，自己当老板。
    走路的人多了，路才越走越宽。
    小口腔成就大产业
    有一组数据显示，全国青少年龋齿率平均高达80%以上，成年人牙周患病率平均高达90%以上，老年人牙齿保有率低于40%。与之相对应的口腔专业，发达国家牙科医生与患病人群比例约为1:2000，我国约为1:8000，口腔专业人才极为短缺。
    和合牙医的“和合”之路远不止于此。和合口腔产业一直在不断地向周边乡镇辐射。至2020年，都昌共有10万余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口腔行业工作。由都昌人创办的各类口腔诊所（医院）达10000余家，遍布全国各地，并创出了维尔、华齿、茂菊、摩尔、瑞都、华尔康、名冠等众多知名口腔品牌，每年都要为逾千万患者提供口腔诊疗服务，年产值几百亿元。口腔产业已经成为都昌县外向服务型经济的一张闪亮“名片”。
    为了更好地抱团发展，近年来，都昌牙医先后组建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等15个省级分会。2019年1月，又成立了都昌口腔协会总会，吸纳会员2000余人，有口腔医院及门诊3083家加盟,构建了“县级总会、省级分会”的层级联盟新模式。2020年1月，都昌县建成了华东地区第一所人类口腔博物馆，总面积达1500平方米。博物馆分上下两层,一层展示了人类口腔发展史和都昌口腔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二层运用声光电多媒体手段演绎现代口腔的科普知识和先进设施、现代手法在牙科上的运用。2020年8月，口腔总会举办第一届全口可吸附性义齿技术交流会，协会成员100余人参加了交流会。2020年9月，都昌县中等专业学校口腔修复暨椅旁数字化专业举行开班典礼，标志着都昌口腔人才培养基地正式启用。2021年3月，都昌县芙蓉山工业园口腔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2.2亿元，可容纳20余家口腔企业入驻。
    一个百亿产业集群的都昌口腔产业如初升的太阳，一个承载 “中国牙都”的梦想正在路上。这一切都来自一群草根集结的“牙医之乡”。（九江日报长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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