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摩罗老师说原始时期部落之间通过暴力夺取生活资料。暴力在此不正是另一种价值方式吗！他与经济方式一样以占有一定的“基础”为基础以获得而为目的。通过交换得来的资料与通过暴力而得来的资料是没有区别的。若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价值形式在进化历程不同阶段的表现。 2、 我们认为维系当代世界的经济价值体系是无处不在不可缺少的。但这种价值系统在建立之前其实是无任何征兆的。就如我们不能从其它动物身上发现交换一样，它的产生是伴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人们能在最低条自我满足而产生，是一个自发的无宏观意识的行为。
人类历史两百万年，我们只有0.5%的时间以经济体系为秩序的基础。两万年前或许人们也想象不到关到交换的任何内容。经济体系归根结底是一种对物质资料的分配方式，它存在的前提便是人们物质需求能满足最低需求，但又不能完全满足的特定时期而存在的。而分配方式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形成的以满足最广泛（统治阶级眼中的广泛）的个体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定向限制的制度。今天随科学技术、秩序，随着经济体系的完备渐渐地生产趋近于人们需要的最大满足。届时对物质进行分配的秩序便不必以切削人们的需要而进行，于是对物质限制性分配的方法将会崩溃。
对资料的依赖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每个人都恐惧饥饿，因为饥饿会有痛苦的感觉。经济、制度等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也是通过外在的物质与人内在的自然属性相结合而产生强大的控制力的。一旦经济以一次积极而伟大的方式崩溃时，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价值目标来巩固、刺激、推动这新形成的崩溃后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也必须更趋近于人的最终价值。只有新的价值体系才能维持新的社会形式。
此假设的前提是“共产主义”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马克斯说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全面发展。但却并没有指出发展目标。也就是在发展的最高形式中，人们不知道发展的目的与动机。这是一个悖论，意识一旦形成，意识的主体将不能依赖于无意识的放任。上述假设中，设想人有限的生命决定了有限的需求，虽然在发展的进程中人的“满足临界点”越来越高，这个提高是生产水平提高刺激的结果。只有立论——“人的最大需求是一定的”，才可能成立。
3、 尼采说启蒙运动时期上帝便死了。是的，当科技的力量让人们看到地球另一端事物时，所有的天堂、地狱、神、佛都死了。但是宗教的形式却必然继续，因为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宗教（非原始宗教）是针对人的欲望而创建的，是欲望的消费品，人们的膜拜便是支付方式。与其说一个人对宗教的虔诚（自我意识的虔诚和非我意识的虔诚）不如说是对自己欲望的虔诚。决对不存在一种对宗教一无所求的虔诚，或者说某些被认为一无所求的虔诚本身就是所求的方面。（推而广之，所以人的社会必然性是不可以被否定或逃脱的，每个人都当然地要处于这会秩序之中）
4、 没有一个抢劫者自以为以抢劫为业（抢劫形式），由于他所处的社会位置，决定他的战果每每都是身上衣裳口中食。也就是说他所抢的其实只是“衣”“食”，只是通过货币的形式得以反映和实现而已。假设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让他去抢夺他所需要的“衣”“食”他倒觉得“委屈了”。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一个个寡头所囤积的资本早已够他挥霍了，但是他们对资本的积累依然表现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他们要从事一项与自己已经无关但欲罢不能的活动。以上两个例子其实都反应同一个问题即：我们对物质资料的实现者——资本、金钱的追求会在一定的阶段脱离目标而存在，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时，人们未必就能摆脱物质资料的思维模式。
这其中固然有人类进化的漫长两百万年中人们一直生活在那种物质资料极端缺乏的环境有关，更进一步的是客观上这种“记忆”将一些人长时间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写入文化、思维、灵魂，甚至是通过基因的形式在生物信号传递的最高形式中延续。
这样一样我们便失去了“共产主义”生物基础。
另一，那种“不曾满足”的也可以是对差别的追求。在差别的存在下才能激发人的那种潜于文化或基因的信号。
5、 不仅是摩罗老师笔下的中国人民在经受文化割裂的痛苦，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也同时在经受这样的苦难。后现代便是在这痛苦中将痛苦吼出来的先行者。这割裂的痛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窖藏”几千年的文化突然在极短的时间通过经济全球化纽带的倾泻而产生的结果。尽管思想家与哲学家是一个民族的领路人，但由于文化传统的传承性，任何一个哲学人都不可能跳跃式地超越文化限制而前进，或者说任何哲学家思想家都只能是所处环境文化的产物，而不可能同时从根本上领悟（不止是理解）其它文化。马克斯如此、尼采如此、康德、韦伯也都是如此。当有一天，前进的道路打破了从本民族文化出发的单一形式而突然有大量的其它文化的涌入，这些外来文化产生的冲击与磨合的痛是必然的。就如化石燃料会导致全球变暖一样。
一个特定的、稳定的文化中各种价值体系必然是有主次之分的。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待都不可能是以一个横向的无差别的排列，而必然有顺序的服从与被制约的关系。所以尽管社会生活是多元的，价值体系却是在一个“无意识”中得到潜在量化并纵向排列的。
而就整个世界而言，不同的地理、历史等必然造成名种价值体系的主次顺序不同（当然由于人的生物属性基本是相同的，所以各个社会形式下的价值的类别大致是相同的——除极个别由于阶级意志环境因素取舍的关系而造成极小的异同外）。而当全球化“突然”到来的时候，在各种“价值排列”的冲击下便产生的强烈的“疼痛”。这是一个融合的历程，是一个进步的历程，就如中国民族正是由于诸多的不同文化注入而更具活力。所以要正视疼痛的积极性——只要社会向前发展，或者说能达到真正的“大同”，融合的疼痛便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也决不是说支持融合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下越是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写史的时代，这是史不是狭隘的民族史而是世界史、人类史。以前“振兴中华”是我们的口号，今天“发展人类”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胸怀，而且也是一个有为学者走不出的命题。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坚持本民族的文化是因为虔诚地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可以为世界文化的融合做出更多的贡献，有利于人类史的向前。这便是发扬民族文化的内在合理性与动因。
6、艺术起源的方式应该有三个条件：
第一、差别意识 差别意识又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差别意识。另一类是有意识的差别意识。后一种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
第二、生产力的提高 这种生产力的提高仅是在一定水平之上，也不可以是突进。随着生产水平的相对提高，某一个部落中数个人协作第一次捕获了一头野牛（而之前部落极罕见的肉食都是通过捡到自然死亡动物尸体而来的）。带回部落，以供食用。于是这便成了部落的盛宴。宴罢，牛角被扔在一旁，与牛角最有感情的当然是捕猎者，因为他真正看到了牛角上的力量。于是他将牛角收起，或者挂在胸前以希望能获得牛角的力量。这时他与他人在无意识中已经有差别了。之后由于这几个人有对捕杀野牛有经验，于是他将再去捕杀动物。他们比其它人对牛角的力量认识更清楚，对牛角的力量在更深层面认识。于是一段时间之后部落其它人突然发现给他们带来美味的人“潜意识”中的“英雄”（只有不自觉的对英雄意识的萌芽）们都有了牛角。于是牛角被有意识地认为是荣耀。当然在些生产力还不能到达每个人都有牛角的程度。妇女们受此启示将某一次从河边发现的贝壳串在一起以作为替代。并且最勤劳的妇女必然会去更多的地方摘取果子，从而发现的贝壳也越是种类更多。一旦贝壳多了，可以取舍了，于是人们便会有选择地进行他们的“艺术”。由于两组在意识中“英雄”的力量的影响，一种风潮便要进行。
当然，在这个假设中人脑已经完成智能准备了。所以捕获野牛的例子更合适的方面是：以前在与野兽的斗争中，人类失败的可能太大，而某一次这数个人无意识下的“应急性”地采用了某种手段，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于是他们便从这次劳动中学会了这种方法。
第三、人的自然属性，最重要的是性欲 按弗洛伊德对性的假设，性欲及性欲的潜意识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以促使人们在一种内在的“压力”之下会进行更多的分析比对从而得出在取得性欲、其它的外化的欲望中的胜利者有牛角。
通过以上三点，便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为满足“内在压力”的异化的非劳动的活动开始上演了。没有牛角的男人觉得牙齿串起也很好看，绿松石串起来也很好看。（当然这个好看并没有达到审美的高度，只是通过实践证明中能达到效果——似乎走进循环论证了）。于是艺术发端了。
7、任何的征服必然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形式（武力），是一次消耗的过程。第二是精神的征服。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必然而必须的。没有焚书坑儒便没有中国的文化。因为价值体系必须建立起不同的主从关系。否则文化便是不稳固的文化。 8、货币对经济强大的推动力在于它联系抽象与现实。通过抽象与现实的转换实现不等价交换的合理性。而经济是宏观的不平等的“文化”，它对不平等进行平等的认同。[ 此帖被雨中飛在2012-02-09 19:1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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