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水流年（一）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老家是在都昌大沙镇的一个不算很大的同姓宗族村落，村民大多姓吴，包括茅铺老街在内才有几户杂姓，村子坐落于凤凰山脚下鄱阳湖之滨，是一个古樟环布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小村，都中公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设有供销社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店铺，附近的住户甚至几里外的村民不分逢年过节还是平时生活都要来这购买生活所需，村中还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小学老早前就关了，被村民用来圈养牛，后来坍塌了，中学也关了，村民用来作柴房，去年回家的时候拆了，建了一所新的幼儿园，四五十户人家沿着都中公路和村新修的水泥路三三两两分布着，我家老屋就在进村水泥路口的第一栋砖瓦房。
父母为人老实本分，母亲是标准的农村妇女，嫁给父亲后便一门心思的操持这个家，母亲在娘家时家境较好，上过初中，很勤劳，生养我姐弟三人，父亲因为常年在外打工，所以整个家实际上是母亲在打理。田间地头的活离不开她，闲暇还要在供销社搬运水泥、化肥或在村办的坐垫厂打些零工来补贴家用，又要为我们姐弟三洗衣做饭，着实不易；父亲忠厚老实，没读过几年书，因为那时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父亲兄弟姐妹又多，爷爷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父亲是自己逃大的，吃了不少苦，尽管父亲在小学的第四年就毕业了，但因长年在外，经历的多，见过的也多，加上人也比较精明能干，所以父亲还是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见解的，家族要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的堂兄们也总愿意找父亲商量，父亲也非常关大义，所以在村里的口碑是不错的。
奶奶先后生下12胎，由于当时医疗水平的限制，只拉扯大其中的五个，分别是大伯、二伯、四伯、姑姑和父亲。大伯才华横溢，农大毕业后分到了景德镇工作，可惜英年早逝，留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非常能干，已成家立业，特别是在昆明做牙科的老三过年时都是开豪车回家的，父亲常说若不是他大哥死的早，家族早就搬到景德镇去了，就不用留在这乡下受苦受穷了，父亲还对我说过他大哥曾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可惜当时不懂其价值，大伯死的时候连同他的遗物一块烧了，没能留下来；后来招了一大伯上门，是上饶人，非常和蔼可亲，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在他身旁坐坐，他教导我在外面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没成想这次竟成了见他的最后一面，今年正月过完元宵节的不久他也离开了这个令他眷恋的世界。二伯今年满70，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成家，子孙满堂，有出息的也属老三，曾当过小学赤脚教师，教过我，后下海经商，现也算个有车有房有钱的成功人士；四伯只有一个女儿，其实他也生了不少的儿子，有一个还与我同年叫德远，可惜都没带大，父亲说是因为名字没有取好，不应该叫德‘远’，现在真的很远了，后来我弟弟出生后，父亲就改了，改为了‘恒’字，两年前招了一女婿上门，生了一孙女名叫心仪，长的很可爱，在乡下虽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嫁到伍家山村的姑姑生育有三子一女，也都小有成就，最成功的也属老三，他在温州做牙科，包了家大医院，一年能挣几十万，在温州买了房、买了车。唯独只有父亲的三个儿女不争气，到现在都一事无成，我始终觉得这要怪父亲自己和计划生育，如果他也生三个儿子的话，按照我们家族的习惯，那个老三应该也会很有出息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穷了。
父母拉扯大我们三个不争气的家伙真是千辛万苦，每天都要为生活操劳、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耐心管教我们，只能是靠棍棒政策让我们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我在家排中间，上面的姐姐从小就听话懂事、洗衣做饭，能帮母亲减轻不少负担，成了我和弟弟的正面教材；下面的弟弟却有些调皮捣蛋，经常干些打架偷桃的溴事，为此挨过父亲不少的打骂，而我呢、尽管从小到大都是让父母最不省心的，但总体上还算个正面事迹比负面事迹多的孩子，打我记事起，家里生活就比较拮据，只能满足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时父亲母亲经常因各种琐事吵架，直到姐姐16岁初三毕业后外出打工，家里环境好了些，父母的脾气才减了不少，父亲比较宠爱姐姐，母亲宠着弟弟，我应该算是父母共同宠着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觉得亏欠他们太多太多。
母亲，让我依恋；父亲，让我敬畏，时至今日身在外地的我仍是如此，每到周末总会规律性的打电话回家问候母亲和家里的一些事，和父亲是没什么话说的，但遇到抉择的时候还是会咨询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态度是可以左右我的想法，甚至改变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现在父亲在安徽打工、母亲在县工业园做事、姐和姐夫在温州做衣服，弟弟跟着堂兄在昆明做牙科，我在瑞昌上班，一年也难得见上一次面。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会想起我们以前在一起的生活，那时尽管很穷，但我们一家依旧过的很温馨、很快乐、很满足、很幸福，祝福他们在外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母亲说，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正是中午在菜园地里锄草，突然肚子疼，浑身无力瘫坐在地上，幸好奶奶过来送水，才及时把母亲扶回了家，由于太急，还没来得及叫接生婆，我就钻出了头，是奶奶把我接生下来的，从隔壁的丽丽家看来时间（家里还没有钟表），燃放了那封准备已久的一千响的鞭炮，见是男孩，奶奶很高兴，又跑去供销社买来了封一万响的鞭炮接着放，所以母亲一直说我的命好，享受了两封鞭炮的待遇。母亲说出生时的我不想现在这么瘦，那时的我胖胖的，很可爱，后来由于生了场不大不小的病，整天哭，身体非常虚弱，营养跟不上，加上母亲的奶水不足，那时候又没有奶粉，有的话也买不起，是奶奶抱着我拿着杯子挨家挨户到有育龄妇女的家里讨奶水，所以可以说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后来母亲经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孝顺奶奶，我的命是奶奶拣来的，不是奶奶的话，我早就不知道遗落在哪个角落了，可惜我还没来得及懂得思考这个问题，奶奶就走了，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小时由于‘拌头’（都昌话，指容易生病）比较多，母亲请了算命的先生进家，给我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带水性关和前生父母关，容易被前世的父母带走，所以父母对我看管的很严，不许我玩水，不许我一个人到处跑，也就造成了日后的我比较羸弱、依赖的性格；算命的还说我前半生走懵懂运，道路很坎坷，只有到了28岁以后运觉才开始转好，命中有两个儿子，可以活到76岁，一生平坦，但一辈子发不了财。现在的我离28没几年了，可惜还是一事无成，真希望到了28岁以后能够像算命先生说的那样。尽管知道不太可能，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单调的生活中有些希望总比没有希望还是好的。
那时和奶奶、四伯四娘挤在一个屋檐下，四伯四娘只生了一个女儿，弟弟小我很多尚未出世，就我一个男孩，非常受奶奶的喜爱，奶奶封建思想很重，记得一次吃面条时，我和两个姐姐碗面上都有一个鸡蛋，吃到后面她们发现我的碗底还有一个，两个姐姐自然要闹，闹得结果是在奶奶的“她是我孙子，你两是孙女，将来要嫁到别人家去”的呵斥声中而不得不平息，因为奶奶在家族里是很有威望的。有什么好吃的奶奶总会为我留着（那时也没什么好吃的），跟着奶奶去大伯二伯家蹭饭，带着我去桃树岭村的老舅公家做客、或者去伍家山村的姑姑家，这些待遇是两个姐姐享受不到的，后来弟弟出世了，他从小就聪明调皮，又是奶奶十一个孙子中最小的，所以更得奶奶的疼爱，于是我享受的待遇就被他取代了，早晨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光着身子屁颠屁颠的跑到奶奶的房里，问奶奶的苹果烂了没？香蕉有没被老鼠吃？奶奶总乐呵呵的打开那个曾被我不知翻过多少次的旧衣柜，当里面有吃的时，弟弟总会奶奶好、好奶奶的叫个不停；当里面空无一物时，弟弟总会很扫兴的不叫奶奶，他的理由是叫奶奶没吃的事情不干，奶奶为了让这个最小的孙子叫上一句好听的，总会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两个橘子或者一两块饼干之类的。后来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帮伍家山村的姑姑插秧，弟弟留给了奶奶带，天生胆大、调皮闹心的弟弟趁奶奶睡熟之际一个人偷偷地跑到了隔着两条马路、三里地外的姑姑家，那年他才不足三岁，在姑姑家打破了碗一个、踩倒了院里的辣椒树三颗、逼死了小鸡仔两个藏在鞋里，晚上姑姑给他穿鞋子，反反复复始终穿不进，手往里一探，毛茸茸的当时就把姑姑吓了个半死，而这边的奶奶呢，发现孙子不在，先是自己找，没找到；后发动她庞大的孙子孙女队伍找，还是没找到；最后发动全村人到处找，池塘里都捞了好几遍，连我远在白石垅的外婆家也派人去了，就是没找到，奶奶伤心之余一个人跑到池塘边，边哭边骂自己。，，，，，，关于奶奶的记忆太多了，说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现在奶奶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但她的音容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到现在记得还是那么的清晰，恍如昨天。
由于村子不大，孩子少的可怜，和我老庚的只有两个女孩，丽丽和文静，而文静很早就随着母亲搬到外地去了，实际上的老庚就只有丽丽一人，那时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商店卖的也就只有五分钱一块的饼干和唐僧肉、老虎肉、果冻、咪咪之类的；由于没钱，看的时候多买的时极少，经常和鼓的、吴华、敦龙、敦谓一块玩‘达标’（一时找不到可以更好来形容的词汇）、‘躲菇的（躲猫猫）’、‘打闪叵的（类似于打仗的一种游戏）’，更多的是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和村里女孩子在一块玩跳皮筋跳绳跳房跳飞机什么的。弟弟长大了后，我的屁股后也有了跟屁虫，整天带着他在村里附近瞎转，看看哪家的桃子、枣子熟了，哪家地里的‘京瓜’、黄瓜长大了，先找好目标，然后和我的小跟屁虫分工合作，一般是他打前锋，冲锋陷阵，我做观察员、通风报信，偶尔也会换换角色（因为我比较大，不好意思下手，总是诱惑我弟弟犯罪，惭愧…），窃得胜利果实之后找个远点的地方消灭，吃完后摸摸嘴，再大摇大摆的回家。
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放牛，那时我家是没牛的，但四伯家有，经常帮他放牛，这样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玩，而且放牛回来后还可以得到一毛钱或五分钱一根冰棒的酬劳。老话说：“三年牛佬倌，拿官也不换”。意思是说放牛的生活比当官还要让人向往，放几年牛后，连官都不想做了。村后有座屋头山，最是放牛的好去处。一般都是几个人结伴去的，找个草多的地方，把牛往山一赶，我们便可以在树蔸下找个阴凉的地方打牌、睡觉、侃大山，或是去山上摘“抛的”和“兰岗子的”、采磨菇，或是用弹弓射摆在远处的玻璃瓶，看谁的眼法准。待时间差不多了，就去山上找已经吃的肚子滚瓜溜圆的牛。下午去放牛的时候，还会带上火柴，去到别人地里刨红薯来烤着吃，那种感觉至今回想起来都是一种享受，现在的乡村都用上耕田机了，村里已找不到一头牛，给我们留下太多美好记忆的屋头山也铲平了，修了条马路，两边也被村民建满了房子，我家在那也建了一栋，租给了别人卖摩托车。时过境迁的我们，物是人非的世界，再也无法找回那时的感觉了。
那时卖衣服的不多，款式也少，主要是卖布，农村置新衣流行去商店买来布将裁缝师傅请到家里来，铺开场地花上几天时间给做的，一般家境较好的每年过年时都会请一次，脑海中我家好像就只有一回请过村里做衣服的小毛嫂子进门，我们姐弟三各做了一套，我的就是小学毕业照上穿的那身，穿了三年直到长个实在穿不了才光荣退休，我们叁穿的衣服很少也很旧，大部分都是亲戚家送的，幸好那时农村孩子对衣着也没什么要求，都是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小的拣大的剩下的穿。
六岁那年由于家里建房，没钱送我读书，到了七岁才初进学堂，成了丽丽的同桌，学校是一间旧砖瓦房，天晴的时候里面漏阳光，下雨的时候里面漏雨水，一年级和二年级都挤在现在算来大概不到40平米的巴掌大的空间，全校只有一位老师，那时没有钟声，老师说上课就上课、老师说下课就下课，上午上课一般是先上一节一年级的语文课、二年级的就在做作业，之后上一节二年级的语文课、一年级的就在做作业，下午也一样，只是学科从语文变成了数学，按照现代教育学理论这叫复式课堂教学法，可见当时我们那里农村教学思想也是很先进的，由于在正式上学前经常跟着姐去村里的小学蹭“学”，故而小学一年级成绩出奇的好，不费什么力气便盘踞在第一名的位置，教我们的又是我的堂兄，所以颇能得到照顾，弄了个官帽，当班干的好处在于可以收发作业、指挥劳动、外加记记名字让同学们孝敬一两张白纸，那时，由于不懂事，玩的很疯，经常是打架，特别是和沈星，由于我年纪比较大，力量相对足，有一次把他的嘴巴和鼻子打出了血，他又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闹到了家里去，我的父母狠狠的教训了我，那是我印象中挨的第一次打，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别人打过架了。还有一次为了练就包青天里的展昭飞墙走避的功夫，在班里桌上跳来跳去的我，跳到了一张没有腿、搭在两张桌子上的桌板上，结果生生的摔下，断了手，石膏足足硼了两个月，期终考试只能用反手答卷的我还是考了个第一，三年级时由于加上了桃树岭和沈家畈两个大村子的学生，班上的人多了，特别是从山梅岭转来了伍恒学同学，才开始对我的第一名宝座构成些许威胁，教我们数学和语文的分别是沈细香、沈约生老师，由于成绩好，非常受他们的喜爱，经常可以得到本子或笔之类的奖赏。对于四年级印象较深的就只有两件事，一是开学第二天，因为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被伍腊生老师用戒尺重重的打了手，当时手就起了一条深深地红痕，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他还要叫父母过来，在教室里父亲当着那么多同学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从此我就记恨伍腊生了，记恨数学老师了。第二件事是我和沈月琴被选代表茅铺小学去大沙中心小学参加数学奥林竞赛，后来成绩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考的不理想吧，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位新老师（周献柏老师）任教我们的语文，他的儿子也随他一块转来茅铺小学就读，在我们班上，矮矮的、胖胖的、长的很可爱、性格随和、很容易相处，并且成绩非常好，特别是语文，他没来前班上语文最高也就70到80，而他每次考试都是90多，作文更是接近满分，这时候班上的第一名不是沈月琴就是他了，那个象征荣誉的光环已离我很远很远了，他就叫周华伟，以后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玩了，有次我和华伟上课铃响了，还在外面你追我赶，被他父亲逮住了，就罚我们围着学校跑，一圈又一圈，那可是大热天呀，当时我们跑的气喘嘘嘘、汗流满面，玩的最多的还是‘翻书页赌纸’、‘斗鸡’、‘骑马打架’、‘达标’，尽管没有钱，但我们依旧玩的很快乐、很疯，所以快乐与钱无关。翻书页赌纸很简单，找本厚的书，一般是新华字典，赌资是纸，最少十张，每人各翻一次，翻的页码加起来去掉整十，谁接近于9谁就赢得所有的赌注，那时班上纸张和吆喝声漫天飞舞，学校屡禁不止，看来中国人的好赌是天性，玩斗鸡是分两队，找个小斜坡，一队在上面守，一队在下面攻，能够攻上坡，并把它的王挺翻来则为胜，骑马打架是两人一组，一个胖的搭一个瘦的，胖的背瘦的和另一组互相碰撞、推搡，背上的那个同学谁先落地谁组就输了，和我搭档最多的是沈宗楠，他身体壮、力量大，而我比较灵活，所以胜的次数多。每天下午放学后都是一身灰回家，衣服也蹭破了不少，尽管回家挨了不少骂，但还是挡不住我们年少的激情。
男生和女生也懵懵懂懂的有了朦胧的意识，互不搭界甚至不说话的，谁要是和女生说话，第二天一定会传遍全校，公认他为色狼，那时“色狼”是个很避讳的词眼，男生只和男生玩，女生只和女生玩，从不互通，甚至桌子上也要划条三八线，谁也不能过界，过界就用圆规或铅笔戳，因为谁也不想成为那个色狼。当然偶尔也会传出ＸＸＸ喜欢ＸＸＸ、XXX和XXX讲过话之类的绯闻，但更多的是你会在桌上、墙上、地上、树上或一切可以用来刻字的地方见到‘ＸＸＸ我喜欢你’，‘XXX小气鬼’，‘XXX狗鸡巴’之类的字眼，印象中好像我曾也干过这丑陋的伎俩，至于刻的那个XXX是谁就实在想不起了。
小时候的经历总是最美好的，太过美好的东西总是最容易逝去的，很快，我的那如华似水的童年便在风中吹散。
九八发大洪水的那年，我们毕业了，在学校门口那个黄土操场上我们和老师拍了一张毕业照，我留存至今，偶尔翻起现在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很想念当年一起学习、打闹的兄弟姐妹们，有些人已失去联系好久了；有些人的名字都记不起了，仍依稀记得沈国良、沈爱民、沈华琴、沈丹、沈小兰、沈慧娟、伍红、沈书会、曹兴邦、伍锡坚、沈未梅和沈祖斌沈祖兰兄弟两，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细细算来，我们分离已经有十几年了，或许你们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妻、为人母了，至今依然一事无成、孤单寂寞的我在这里祝愿你们一切都好！
当我的大部分同学都高兴的拿着报到书进入大沙中学时，我却因为家里和自身的原因，留在本村茅铺中学就读，和我一起的还有方亚斌、吴树玉，沈宗亮、‘田归农’他们，这是一所小的不能再小的中学，初一、初二、初三都只一个班，师生全部加起来也不超100人，我上学一如既往的近，甚至更近了，早晨躺在自家床上听到值班老师用铁锤敲打那块用绳吊在横梁上的铁块发出的钟声，才匆忙起床赶往学校去早读，然后利用课余的时间再回家刷个牙吃个饭，有时母亲做饭晚了来不及吃就干脆端个蓝边碗去学校，放学的时候再带回家。
进入初中，便有了晚自习，那时乡下晚上经常停电，每人需准备一盏煤油灯或蜡烛（点蜡烛的不是很多），记得我的那盏是我姐姐留给我的，空英雄牌墨水瓶裝些洋油，空草珊瑚牙膏瓶的铝皮卷根棉花搓成的细绳做成灯芯，坐在门口和没有玻璃的窗边的同学，还要弄个硬纸板或本大的书挡挡风。初一的时候班里人数不多，很容易地混了个学习委员，继续厚颜无耻地干着记名字打小报告的勾当。那时的成绩还是比较令父母满意的，学年结束的时候乐颠乐颠地拿了一张印有三好学生的红纸回家。
数学一直都比较强，语文也可跟的上，但此时英语却跟我开了个足以影响我一辈子的玩笑。当然不仅是我，全班的同学都相差无几，这主要和当时教我们的英语吕国英老师有密切关联，很多单词他自己都不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他的教材后面的词汇表竟然有些也标注汉字，可能是由于他自身的水平吧，对我们要求也不高，单词不要求默写，考试时可以翻书，这一年，基本上就什么都没学会，单词、语法，通通没记，特别是音标，根本就不会读，也丧失了学英语的兴趣，从此就和英语冤家路窄，直到高中、到大学、到现在英语一直是我的宿敌。
后来父亲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做出决定让我转学去大沙中学，初二开学的那天，带上桌椅、棉被、米、干菜还有每周的一两块零花钱从此开始了我的寄读生活。
一进大沙中学，便首先去找周华伟，小学时就营养过剩，那时见到他就更胖了，差点没认出来，慢慢地叫他胖子的多了，叫华伟的少了，我也随波逐流叫起胖子来，后来尽管他在二二班，我分在了二一班，但我们两个班用同一间宿舍，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混日子，宿舍是那种上下两层木质结构的通铺，我们称之为‘牛栏’，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可以容下我瘦小身躯的位子了，胖子则一个人占着一个大铺，就在那先安下身来，刚来的几个晚上很兴奋、也很新鲜，终于脱离家了，逃离了父母的监管，可能是好久不见的缘故吧，晚上在牛栏式的通铺上跟胖子（周华伟）扯了个通宵，成排的通铺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我们同居者之间的交流了，当然交流的好可以促进友谊，甚至结成死党，但交流不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轻者隔着铺位互吐唾沫，重者蠢蠢欲动，一秀拳脚功夫，但真正打起来的还是极少的，多数是打打嘴仗，在众人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中不了了之。
胖子是个胆子比我大几倍的家伙，身体强壮，人长的也比较受女生欢迎，为人也大方，人缘一直也不错，口袋里也总能拽着一二十块钱，作为与他曾在小学共患难的兄弟，自然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经常受到他的照顾和保护，和人起了冲突时，他总会问我要不要干上一场，丢了饭盒之后，他总会帮我拿回一个，天热的时候没有钱买冰棒，他也总会多买一支。
那时学生们的素质是很差的，谁也不敢带脸盆进宿舍，因为只要你一离开，保准立马没影，就连牙刷、牙膏、手巾都是锁在自带的小柜子里的，更不用说米和菜了，锁着的自行车也经常被人拔去气门芯，丢的最多的是饭盒，要是哪天听说哪个班没有丢一只饭盒，那简直比美国打伊拉克还要稀罕，那时候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特别是缺水，学校就两口井，有一口还是教师专用，就一口井养着全校一千几百口的学生，喝的水都保证不了，更甭提生活用水了，早上只能去学校后面的小港里刷牙洗脸，连盹饭用的米也是用港里的水淘洗的，对于上游的居民倾倒垃圾刷洗马桶的行为也只能视若无睹了，连这不算干净的港水到了旱季成了涓涓细流，也变的非常宝贵了，所以即便是再炎热的天气，澡也是洗不上的,只能周三周末回家补充粮草时才能痛痛快快的洗上一回。
后来我们发现那时米原来具有人民币的流通作用，只要有米，什么都能换，白天可以到饭摊上换饭和一些勉强可以下咽的菜，晚上就到电工列宁开的那个小店换来一些瓜子或方便面（因为每周的零用钱是很少的），虽然这种交换很不公平，往往一斤米能被列宁称少一两多，但为了填饱肚子（那时整天就感觉饿），也就无所谓了。
记忆中只有放学回家才是最开心的，住得远的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队伍浩浩荡荡，你追我赶，煞是热闹，有些为了引得女生注意，故意飙车，偶尔也会引来车与车互相打架，人都是这样，放假时间长了想回学校，但每到星期四星期五，便又想回家了，我是没车的，经常一个人走回家，偶尔也和村里的两个美女玲玲和丽丽姐妹俩一块走回家，路上唠嗑唠嗑，从中学到茅铺有一段不短的路，每周要走四个来回，这段路足足走了两年，直到现在，仍保留着喜欢走路的习惯。
初中生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小毛孩，只有个别年龄比较大的，而且99、00那年代物质也不丰富，没有MP3、没有phone、没有CF、没有QQ，干的最多便是晚上躲在宿舍里看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或下自习后跑到几里地外的街上人家店里看电视剧，或者干脆就躺在牛栏似的通铺上吹吹牛，吹牛的内容也大抵是谁敢晚上一个人爬学校后面的那个遍布坟墓的山林、谁牵了班上班花的那双玉手，谁家里怎么有钱建了多好的房子，哪里死了人会闹鬼呀什么的。
在那个年代，要说你跟哪个女同学怎么样，会认为是一种嘲笑，所以偶尔发生的早恋都是在地下偷偷进行的，写个情书还生怕被人发现，不像现在的小毛孩穿着校服敢公然的在大街上勾肩搭背、卿卿我我，由于关系特殊，后来胖子向我展示了周娴静给他写的情书以及谈起了他对我村吴丽丽表示的好感，作为交换，我也坦白了对本班一位长相清秀成绩优越的女孩的暗中关注。
胖子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一直受到老师的宠，特别是作文，记得有好几个语文老师都说他将来是当作家的料。那晚下过自习后，幽静的校园、暗黄的宿舍、躺在通铺上侃的我们，很正经的遥想着自己的未来，他对我说，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他一直在准备写本书，书名叫“铁剑震江湖”,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知道他那本书有没有写完？我由于英语的落后，加上初二新开的物理和几何，学习愈发吃力，再加上不算很认真的学习态度，成绩始终像个慢性哮喘病人，好死不活的，后来方亚斌也转来大沙中学，情况和我不相伯仲，在班上始终处于中偏上游，而与我同村的丽丽此时却青云直上，我父亲又喜欢拿她和我比，可见当时鸭梨之大，就这样混到了初三，很幸运又不幸地我们四个都分到了三二班，在班上我们交流不多除了和胖子，尽管成绩不好不坏，但由于个子矮小，班主任李望宏还是照顾我将我放在第二排中间的位子，同桌是一个成绩和我有的一比，长相微胖、清秀漂亮、性格开朗的女孩子，至于叫什么名字已经忆不起了，隐约中好像她姓朱，她是那时唯一和我有过交流的女孩，她教我英语我教她物理化学，和我说话、教我折千纸鹤，后来的一天新余渝州职业技术学校来学校招生，可能知道自己高中考不上，我和她都报名了，我们相约去那里学当时最时髦的物流管理专业，结果证明我做了逃兵，她一个人去了，暑假的一天接到了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我未能与之同行表示了遗憾和谅解，再后来就断了联系，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过的怎样？应该早已嫁做他人妻了吧。和老师和其他的同学就没什么交流了，因为那时的我自卑、性格内向、口袋没钱、个子矮小、成绩不好，同学轻视、老师放弃，生活在一个自我的世界，感谢胖子和那个女孩，给我那段艰难的岁月增色不少，如果没有他和她，真不知道那段坎坷的道路如何爬渋。
平淡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的流逝，终于在受够了两年牛栏式的宿舍里发了霉的菜味、没水洗脚的臭味、半夜里就地解决小便留下的和用了半年也没晾过的毛巾散发的恶味、以及被集体糟蹋却从没晒过的棉被散发的刺激味，我们集体逃离了牛栏式的宿舍，毕业在那个对我来说非常黑暗的六月。
小时候，很多愿望如一首歌曲，还没唱完，就消散了，可这首歌曲，会存留在你我的心间，直到永远，老去的时光会将它们酿成温暖的感伤，惆怅的怀想。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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