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一瑛先生 [复制链接]

我不知今天提起笔来码这些字的意义何在，更不知道竟然就鬼使神差地涂了起来。上午刚参加完张公的追悼会，回来后，心里就堵得慌，有了种想要涂鸦的愿望，但终于还是放弃了。

晚上，我回到家不经意地打开电脑，左瞧瞧右看看，仍就是没有心情。一个人坐在尺屏前，眼前却总是不断浮现出张公那慈祥的笑容，风趣的谈吐，优雅的姿态，以及挥手跺脚之间那喜怒立现的模样，不由我神思恍然。

说起来，我与张公相交日浅，仔细一算才不过五个月的光景。然则在都昌有这么一位作家以前倒是听说过，只是一直以来未曾谋面罢了。好象是五月三十日上午，红生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个人，名叫张一瑛。我向来喜欢结交朋友，更何况是这么一位作家朋友，当下便慨然随他同往。

至张公宅第，屋内迎出一位精神健烁的老者，操着混合型的普通话和我们打招呼，并热情地给我们搬座椅。红生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张老师，都昌文学界的老前辈，专门从事鄱阳湖文学研究工作。张老微笑着说，过奖了，我也只是喜欢文字罢了，不要说研究，汗颜呐。交谈中我了解到张公祖籍萍乡，原名张培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来都昌工作并定居了下来。他办的是实业，喜爱的却是文学，他出版了《神仙寨》《鄱湖三女侠》《第二次枪决》等等著作若干部。组织和成立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专门从事鄱阳湖文学研究。这就是我与张公的初见。

接下来的交流中，张公要我谈点创作体会，我一时真是无言以对。因为我以前几乎从未动过笔，更不要说搞文学创作了，这两年胡乱涂鸦的一些文字虽然结集出版了，但我却从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把自己这半生走来所领悟，所感受到的留于笔端容自己日后再慢慢咀嚼体味。

听了张公的话，倒不由促使我深思起来，真的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冲动。于是，我回到家里静静地把过去对人生的点滴体会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三日后向张老师交了一份答卷：《关于<心路弯弯>》——我的一点创作感言。刊发在第43期的《鄱阳湖》文学报上。

之后，我便隔三差五地去找张老师求教。因为他那里长期有文友来坐坐，与张公交流创作体会，生活感悟。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智者交，益莫大焉。所以我就当了个旁听生而自觉受益匪浅了。

通过几次的交往，我逐渐了解到张公办事风风火火的爽快劲和说话快言快语的利索和干脆。但其中亦不时暴露出他有点千峰独秀我一峰的民族文化人的通病。为了配合都昌大旅游开发的形势需要，张公组织研究会成员去高塘采风并在《鄱阳湖》文艺推出一期高塘特辑作宣传，硬要我联系高塘方面并兼做向导。

于是，在一个乍晴，乍雨，乍阴的日子里成全了那次的高塘游历。游走高塘，我问张公，你神仙寨的原型在哪里？这高塘深涧，这参天古木，这幽深洞府，这世外桃源，是不是你心中的神仙寨？张老哈哈笑答说，明然真知我心矣！真的，我早就想找到一个心中的神仙寨，今天终于不枉此行了。尔后，第44期的《鄱阳湖》上《啊，神仙寨》吐出了张公沉积多年，久要倾诉的心声。

后来，由于工作繁忙，便没顾得上到张公处走动，想来差前差后有两个多月了吧。那天晚上，我与客户朋友在豪客来茶楼谈业务，突然接到红生的电话告之，张公走了，走得是那么的匆忙，以至连一句遗言都未留下来。我顿时惊呆了，神情哀切。朋友问我何以故此，我遂把张公的为人告诉他们，朋友们亦唏嘘不止，甚为可惜。

总的来说，我与张公的交往时长不过半年，在一起交流不过十几次，虽然相交日浅，却缘薄情深。对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知之甚少，但我今天还是要把对他的思念表达出来，他的离去，对都昌这块的文学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千言万语表达不完我对张老师的深情怀念，张公你走好，那边是另一重天，你仍可以用文字记下你生前身后的感念。

最后用一首小诗送给张公，寄托我心中的缅怀与追思吧。湖水涤净了你魂灵，鄱阳湖边《神仙寨》，是你心中最爱。流金岁月，奉献给了鄱阳湖，《鄱阳湖》因你而增彩。呜呼，张公！你匆匆忙忙去了，是不是真的找到了神仙寨？蓝蓝的天绿绿的水，林荫下徜徉开快乐的脚步。你真的好狠心，走，也不打个招呼！彼此虽相交日浅，可缘薄情深。也该让朋友们，为你饯饯行壮壮胆。一路走好，你的魂留在《鄱阳湖》，你的气长存《神仙寨》，鄱阳湖上神仙寨，不变的情怀。

一瑛的心思

杨廷贵有朋友从都昌打来电话，说张一瑛老兄于前数日某夜猝然去世，闻之愕然，且不禁唏嘘感叹。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并吓你一跳，譬如一瑛之长逝，又如敝人眼下之躺在西安市一家医院的病榻等待手术。
我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人已瘦成了一把干柴，但还是想趁没动手术之前，写下对张一瑛的怀想，和对他的一些理解。
认识张一瑛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他那时刚从九江调都昌不久，在县汽修厂工作。记得是罗国梁引我见詹幸生，詹幸生又介绍认识张一瑛的。一瑛原名培基，萍乡人，是因其兄培德在都昌工作，才调过来的，为的是彼此好有个照应。但老张后来炫耀说，他调都昌，就是为了写鄱阳湖来的。说话办事风风火火，处处透出爽快劲的老张，其“自我表扬”也常常来得干脆利落，有时令人忍俊不禁。
我之主动拜访并亲近张一瑛，自然是因为爱好的相同，并抱了虚心学习的态度。那时他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地下火》，心里自是佩服得不得了的。记得省出版社还派了一名陈姓的编辑来，专程与一瑛谈小说修改意见。这在当时的都昌县城，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那时的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在小说修改的“冲刺”阶段，我们见到的他，头发蓬乱，眼睛通红，声音也沙哑了。他在自家客厅一角，还搭了一个单人床铺，说是写累了就躺一会儿，不与妻儿同寝，那显然就是一段神魂颠倒的日子。
《地下火》后来因故“熄灭”，对于老张而言，其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四人帮”倒台后的那几年，在县城南河头的傍晚，总见他扛一把渔筝下湖捕鱼。只到了八十年代，他才似乎缓过劲来，重又开始了文学创作。而且很快，他的中篇小说《松山庙传奇》见刊发表，接着姊妹篇《第二次枪决》又来了样稿。但后者一直卡壳未能发表。这之后，老张又开始了长篇小说《湖匪》的写作。大约在１９８６年，这部长篇与人合作杀青并更名为《鄱湖三女杰》出版。时至九十年代，老张独立完成并出版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天王》。与写煤矿的《地下火》相比，他后来的小说都与鄱阳湖－－水，发生着某种联系。张一瑛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创作题材，硬性地钦定在“鄱阳湖”上。我一直不肯苟同这种做派，更不赞成生生地搞出一个所谓“鄱阳湖文学”的名头并“研究”之。这是我与他近年来疏于往来的基本原因。
时至今日，一瑛走了，我似乎想明白了什么。应该说，人在老了的时候，总有给自己以某种定位的心理需求；而作为异乡人的老张，定居都昌多年，也同样追求在本土的被认同感———当他认为自己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都与鄱阳湖融合在一起时，其生命才有了归属感；鄱阳湖成为了张一瑛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版《都昌县志》以张一瑛是外乡人为由，不予载入，既不合章法，也拂逆了老张的意愿（老张也曾多次抱怨过），同时对都昌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伤害。